1963年12月26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70寿辰的宴席刚摆上第一道热菜，毛主席举杯请坐在身旁的章士钊落座。“行老，今年起，每到大年初二，我派人送二千元上门。”一句略带湖南口音的承诺，让满桌宾客怔了片刻。章士钊摆手连说“太客气”，却依旧推辞未果——谁也没料到，这竟是一桩半个世纪前的欠账。
故事若只放在1963年，难免云里雾里；得把时针拨回到1918年夏天。那年六月，25岁的毛泽东刚离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揣着两点理想闯北京：一是读书求真理，二是寻找通往人民解放的路。可理想不值钱，落脚处才是刚需。与七位同乡合租的灰砖小院，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八张铺板一字排开，夜里想翻身需先打招呼，月租却仍让人肉疼。饭更难解决，面粉加盐煮糊糊，日复一日，一位好心房东大嫂时常递来馒头，才算添了点热乎气。
工作得找。老同学杨怀中已在北大任教，他把毛泽东介绍进北大图书馆，每月八块大洋，职位是助理员。薪水虽薄，藏书却厚，几乎遇见了那个年代最鲜活的思想。毛泽东在借书簿上端端写下“鲁迅”“胡适”时，会向前辈们探问学问；对方偶尔敷衍，他便自个儿埋头翻阅。一来二去，李大钊注意到这个目光坚定的后生，时常把最新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塞到他手里。革命的火种，就在这间灯影摇曳的图书馆里慢慢点燃。
理想之火既燃，现实却是冷的。到1920年，毛泽东已决定回湖南组织工农运动，开办夜校，还要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筹办一切离不开盘缠，他思来想去，最后敲开了章士钊办公室的门。章士钊彼时既是北大法律系教授，也是图书馆名义上的总负责人，出手阔绰是圈内公认的。“章先生，可否借两万银元？”毛泽东开口果断。章士钊愣了几秒，随即朗声大笑：“数目不小，不过办大事就得大手笔。”一句话，算是应了。
两万元在1920年的分量，足够在北平买下两小座四合院。当月，他托上海友人筹了大半，又自掏腰包凑足，装箱托人带去长沙。后来井冈山点起的烽火、秋收起义打响的枪声，都少不了这笔启动资金。章士钊对外轻描淡写：“钱不过身外物。”可他心知，那一纸借据如果能换来民族翻身，再多也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的日程繁忙到难以用常理衡量，可这份债务一直记在心里。1950年代初刚稳住局势，他数次提起还钱，却被工作人员婉言劝阻：章老先生生活无忧，何必拘泥？毛主席摇头，“承情易，忘情难。”终究等到国库稍宽裕，又恰逢七十寿辰，他便把稿费作了出处。
于是一道特别指示下达：自1964年起，每年正月初二，由秘书携两千元送至章府，连走十年。第一次送去时，章士钊推辞再三，塞回红包。“主席这哪是还债，是打我的脸。”他半开玩笑地抱怨。秘书只能如实回禀，毛主席的批复简洁——“照旧”。老人拗不过，便把钱锁进书柜，逢人只说“留着急用”，可谁都知道那些钞票未曾动过。
转眼到了1973年2月，十个红包已满二万元。本金就此结清，毛主席请章士钊进京叙旧。他半倚藤椅，抖了抖烟灰：“行老，本金算完了，利息该计了。只要您在，年年都补。”此言一落，章士钊急得站起：“这可不是买卖！当年那笔钱，是湖南人合力给湖南人。”毛主席摆手，“正因如此，更要分明。我共产党人，欠账必还。”
遗憾的是，同年7月1日，92岁的章士钊在上海病逝。噩耗传到北京，主席案头的红纸封套还未拆封，里面是他亲批的“七四年初二送行老利息”。陪伴多年的卫士回忆，当天夜里灯亮到破晓，主席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君子一诺，未竞其终。”
章士钊的子女遵父嘱，将那堆未拆封的红包原封不动捐给国家。两万元本金加上三次利息，被划入国家文物基金，成了一笔特别的“革命火种纪念金”。
细细算来，这段跨半个世纪的债务往来，金额并不算巨大。真正沉甸甸的，是两个湖南人之间在风雨岁月里彼此托付的信义——一个肯倾囊相助，一个誓言必偿。千军万马、刀光剑影之外，革命史也有这样不事张扬的温情，像灯光下那只被反复塞来塞去的小红封套，朴素，却足以穿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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