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八十年代那会儿，我爷就是我们村的“土皇帝”，他开着全公社唯一那台冒黑烟的拖拉机，喇叭一按，全村的狗都得跟着叫，威风得不行。我奶呢，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谁见了不夸一句“俊”！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轰”一声巨响，我爷的腿废了，家里的顶梁柱说塌就塌了。
就在全村人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我家笑话的时候，一个叫陈建国的上海知青，一个文弱得像根豆芽菜的“外人”，悄没声地住进了我们家，和我奶一起，撑起了这个烂摊子。
从此，一间屋檐下，住了三个不说话的大人，我们都以为，这就是穷日子逼出来的一出荒唐戏。
可谁都没想到，三十年后，一个快死之人的几句胡话，竟把我爷藏了一辈子的隐秘，给硬生生捅了出来！
01
我一直觉得，我爷爷奶奶的感情，淡得像一杯泡了三遍的茉莉花茶，只剩下点似有若无的影子，闻着还有点念想，喝到嘴里却只剩白水的寡淡。
这个念头，在我那个初秋的周末，开车回到乡下老家时，变得尤其清晰而具象。我的车在村口那条被岁月和拖拉机压得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卷起一阵昏黄的尘土。远远地，我就看到了老宅院墙上探出的那半截灰扑扑的瓦檐，像个打盹的老人，安静地趴在那里。
车子熄火，周遭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吹过玉米地的沙沙声和远处几声零落的犬吠。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独属于老家的味道——那是柴火烧过的烟火气，混合着雨后翻新过的湿润泥土的芬芳，还有一丝丝鸡粪和瓜果腐熟发酵的微酸，复杂却令人心安。
奶奶王秀英正蹲在西墙根的菜畦边，她的身影被拉长的夕阳染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她正熟练地掐着最后一茬的豆角，那些豆角藤蔓已经有些枯黄，但依旧努力地挂着几串饱满的果实。
她的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不成调的旧曲子，脚边，几只体态丰腴的老母鸡正心无旁骛地刨着地，为了一条肥硕的蚯蚓争得咯咯直叫，鸡冠子甩得像两片红绸。
而我爷爷李振邦，则像一尊被岁月风干的青铜雕像，雷打不动地坐在堂屋门檐下那张磨得油光发亮的藤椅上。那张椅子是他年轻时自己用竹子做的，几十年过去，扶手和靠背已经呈现出一种深沉的包浆色。
他手里慢悠悠地转着两个核桃，那核桃也已被盘得红润剔透，在他布满老茧的掌心发出“咯咯”的、极富节奏的声响。他一双浑浊的眼睛望着院墙外那棵比他年纪还大的老槐树的树梢，眼神空洞而悠远，仿佛他的灵魂已经飘出了这具衰老的躯壳，去追寻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他们的相处模式，自我有记忆以来，便是如此。没有寻常老夫老妻间那种没完没了的絮叨和三天两头的小拌嘴，更像是一种无需言语的共存。奶奶在院子里忙里忙外，嘴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爷爷则永远安静地坐着，像这个家的一个沉默的背景板。他们之间，隔着一种奇妙的距离，那是一种习惯了彼此存在的默契，或者说，一种习惯了彼此存在的沉默。
我从后备箱里拎出给他们买的各种营养品和新衣服，都是些包装精美但他们可能永远也搞不清用法的东西。我把东西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然后溜达到奶奶身后，学着小时候的样子，伸手给她捶起了背。
“奶奶，我回来了。”
“哎，回来啦。”奶奶停下手里的活，任由我捶着，脸上露出惬意的笑，眼角的皱纹像风干的橘子皮，每一道褶子里都藏满了故事。“你这孩子，每次回来都带一堆东西，我跟你爷又吃不完用不完的。”
“那也得带，城里也没啥好东西，就这些了。”我一边捶，一边状似无意地抛出了那个盘桓在我心头许久的问题，“奶奶，说真的，你跟我爷这辈子是不是就没红过脸啊？我长这么大，就没见你们吵过架。”
奶奶被我这没头没脑的问题逗笑了，她转过头，拍了拍我的手背，“傻孩子，哪有不吵架的夫妻。不过……”她顿了顿，朝爷爷的方向瞟了一眼，看到他依旧是那副神游天外的样子，才压低了声音，像是要告诉我一个什么秘密，“跟你爷，是真吵不起来。他那脾气，拿根棍子往他嘴里捅，都捅不出个屁来。”
她说着，自己也觉得好笑，但那笑意很快就淡了下去，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复杂难言的情绪。“倒是年轻那会儿……”她的声音更低了，几乎只有我们俩能听见，“家里有根搅屎棍子，那才叫一个闹腾……鸡飞狗跳的……”
“搅屎棍子？”我立刻来了兴趣，“谁啊？”
奶奶的话到了嘴边，却又猛地咽了回去。她像是意识到了自己说漏了什么，立刻摆了摆手，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不自然，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算了，算了，都过去了，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提那个干啥。”她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土，“走，进屋，看我给你留了好吃的没。”
她欲言又止的态度，像一颗小石子，精准地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那根“搅屎棍子”到底是谁？为什么奶奶提起他时，会是那样一种讳莫如深的表情？我下意识地顺着她刚才的目光，再次看向屋檐下的爷爷。
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什么都没听见，只是我敏锐地注意到，他手里那两颗转动不休的核桃，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下来。
傍晚时分，晚饭的香气从厨房里飘了出来，是奶奶拿手的红烧肉和新摘的豆角炒腊肉。就在我爸妈把菜一一端上桌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个瘦高、背微驼的老人提着一网兜橘子，小心翼翼地跨过了那道被踩得光滑的门槛。
奶奶一见他，立刻站起身，脸上堆起一种熟稔而自然的笑意，迎上去接过东西，嘴里热情地念叨着：“建国，你看看你，来就来，还次次都带东西，太见外了。”
这个老人，就是我从小就认识的“陈爷爷”，陈建国。他不是我们家的亲戚，却比很多亲戚来得都勤。
我爸妈也从厨房里出来，看到他，都恭敬地停下脚步，喊了声“陈叔”。陈爷爷有些局促地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讨好和谦卑。他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终落在我爷爷身上，挤出一丝更显恭谨的笑容：“振邦哥，我来看看你。”
屋檐下的爷爷，像是才从自己的世界里回过神来。他懒懒地抬了抬眼皮，目光在陈爷爷脸上一扫而过，随即又垂了下去，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极轻、极淡的“嗯”，便再无下文。那态度，与其说是冷淡，不如说是一种彻底的无视。
那顿晚饭，吃得我浑身不自在，如坐针毡。一张不大的八仙桌，仿佛被一条无形的楚河汉界划开。一边，是奶奶热情地给陈爷爷夹着最大块的红烧肉，我爸妈恭敬地给他倒酒敬酒，聊着村里的收成和镇上的物价，气氛热络得像是招待贵客。另一边，则是我爷爷一个人的孤岛。他一言不发，只顾着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他那瓶劣质的白干，筷子几乎没怎么动过，眼神始终落在面前那只盛着半杯白酒的白瓷杯里，仿佛那里面有比一桌子的人和菜更吸引他的东西。
陈爷爷显得更加拘谨了。他腰板挺得笔直，坐在板凳上只敢坐半个屁股，吃饭的动作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丁点不合时宜的声响。他总是不自觉地用余光去瞟我爷爷的脸色，可我爷爷脸上，除了酒精带来的微醺，什么表情都没有。席间，陈爷爷剥了个橘子，想递给我，笑着说：“小川，吃橘子，今年的橘子甜。”我正要伸手去接，坐在一旁的爷爷突然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那咳声又干又硬，像块石头砸在桌上。陈爷爷的手猛地一僵，讪讪地把橘子收了回去，放在了自己的碗边。
饭后，陈爷爷坐了一会儿就局促地告辞了。他走后，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帮着我妈收拾碗筷，一边装作随口问道：“爸，这个陈爷爷到底是谁啊？怎么感觉爷爷那么不待见他，你们又对他那么客气？怪怪的。”
我爸正擦着桌子的手猛地一僵，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很不自然。他抬头看了一眼紧闭的堂屋门，压低声音，磕磕巴巴地说：“老……老邻居，以前……以前帮过咱家大忙。你爷……就那个牛脾气，你别多想。”
他说“别多想”，可他躲闪的眼神分明在说，这里面大有文章。我转头看向坐在屋檐下暗影里的爷爷，昏暗的灯光从屋里透出来，照亮了他的侧脸。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捏着那只空了的白瓷酒杯，手指因过度用力而指节泛白，薄薄的杯沿几乎要嵌进他的指肉里。他的脸上，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憎恨与痛苦的狰狞表情。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我知道，这个叫陈建国的“老邻居”，绝不只是“帮过大忙”那么简单。他是我家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忌，是奶奶口中那根“搅屎棍子”，更是一个能轻易撬动我爷爷灵魂深处巨大痛苦的扳机。
02
那个周末的晚上，月光很好，像水一样洒在院子里。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听着草丛里的虫鸣。我借着几分酒意，再次缠着我爸，让他给我讲讲爷爷年轻时候的故事。
父亲起初不愿意多说，只是一个劲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迷离，仿佛穿透了三十多年的时光，回到了那个既贫瘠又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年代。最后，他掐灭了烟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爷年轻那会儿啊……”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带着追忆的怅惘，“跟现在，那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人。那时候的他，是咱们整个李家村，不，是整个公社的能人。”
从父亲的讲述中，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鲜活得仿佛能从故事里跳出来的爷爷，站立了起来。八十年代初的李振邦，是十里八乡最耀眼的后生。他不是村干部，却比村干部还有威望，因为他是全公社唯一能把那台宝贝疙瘩似的“东方红”拖拉机开得像自己手脚一样利索的能人。
“我那时候小，最盼望的就是你爷开着拖拉机从外面回来。”父亲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离村子还有一里地就听得见。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就疯了似的往村口跑，你爷每次都会把车停下，把我们一个个抱上车斗。
他开着那台轰鸣的拖拉机，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有时候会故意玩个漂亮的急转弯，车斗里的我们和那些坐顺风车的姑娘们，就在一片尘土里爆发出阵阵尖叫和笑骂。而你爷呢，就坐在驾驶座上，叼着根烟，咧着嘴，露出一口大白牙，得意地笑。”
那时候的爷爷，高大、帅气，肩膀宽阔得能扛起一片天。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笑声爽朗得能传出二里地去。他是全村姑娘的梦中情人，也是小伙子们又嫉妒又佩服的对象。
他对我奶奶王秀英的好，更是全村人有目共睹的传奇。
父亲说，有一次，县里文化宫放映南斯拉夫电影《桥》，奶奶念叨了一句想看。第二天，爷爷就开着拖拉机，在车头插了朵不知从哪儿摘的野花，载着奶奶一个人，在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突突突”地奔了几十里路去县城。看完电影回来，天都黑了，爷爷就在拖拉机的大灯下，给奶奶唱那首“啊朋友再见”。
还有一次，爷爷从镇上供销社回来，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一块当时最时髦的“的确良”碎花布。在那个大家都穿得灰扑扑的年代，那块布料鲜亮得晃眼。奶奶拿着那块布，嘴上嗔怪他乱花钱，眼睛却亮得像天上的星星。没过几天，她就穿着那件新衣裳，在村里的水井边，惹来了所有女人的艳羡和打探。
农忙时节，爷爷一个人能顶两个壮劳力，挣回的工分总是全家最多的。他把那本写满了数字的工分本往奶奶手里一塞，豪气干云地一挥手：“秀英，想吃啥就去换，别给老子省着！”
那时的爷爷，是奶奶眼里遮风挡雨的天，是我父亲心中无所不能的神。他们的爱情，简单，炽热，像夏天正午的太阳，是在全村人的羡慕和祝福中，开出的最热烈奔放的花。
然而，所有的幸福和荣光，都在1982年那个炎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戛然而止。
“那天下午，特别热，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父亲的语调沉了下来，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午后，连声音都带上了一丝颤抖，“我正在家门口的槐树下玩泥巴，突然听到远处山坳里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轰隆’一声，那声音太大了，我感觉脚下的地都跟着狠狠地颤了一下，院墙上的土都往下掉。”
紧接着，就是杂乱的、变了调的呼喊声，哭喊声，从山坳的方向传来，像潮水一样涌向村庄。
“塌方了！采石场塌方了！”
“快来人啊！李振邦被埋在下面了！”
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回村里。父亲说，他只记得正在院子里喂鸡的奶奶听到信儿，手里的瓢“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像一截被砍倒的木头，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眼睛一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全村的男人都扛着锄头和铁锹，疯了似的冲向采-石场。现场一片狼藉，半边山体都塌了下来，巨大的石块和泥土堆成了一座小山。人们疯了似的用手刨，用肩扛，指甲翻了，手掌磨破了，血和泥混在一起，谁也顾不上。
挖了将近两个小时，就在所有人都快要绝望的时候，有人在一堆碎石和泥土下，看到了一抹蓝色的衣角。
人们合力移开压在上面的石块，终于找到了浑身是血的爷爷。
他还没死，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但是，他的右腿，被一块磨盘大小的花岗岩死死地压在下面。当七八个壮汉合力用撬棍移开那块巨石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些胆小的甚至别过了头去。
那条腿……已经不成样子了。裤管被血浸透，和血肉模糊的皮肉粘在一起，腿骨被压得粉碎，以一种人类肢体绝不可能呈现的诡异角度扭曲着，白森森的骨碴甚至刺破了皮肉，暴露在空气中。
那一声巨响，不仅震碎了爷爷的腿，也彻底震碎了这个曾经无比幸福和骄傲的家庭，所有的光荣与梦想。
03
爷爷从县医院被抬回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但那股曾经能点亮整个村庄的精气神，却像是被那块巨石一同压碎，再也找不回来了。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一个除了脖子以上能动，就只能永远被禁锢在一方土炕上的“活死人”。
家里的天，一夜之间，彻底塌了。
奶奶王秀英，一个原本只需要貌美如花、在丈夫的羽翼下安心料理家务的女人，被迫在一夜之间，长出了一身刀枪不入的铠甲。
那段日子的苦，是浸到骨子里的。父亲说起来，三十多岁的汉子，都忍不住眼圈泛红。
一场秋雨连着下了一个星期。家里的屋顶本来就有几处漏雨，以前都是爷爷三下五除二就爬上去修好了。现在，奶奶一个女人家，哪里爬得动那湿滑的房顶。她只能在屋里摆满了所有能盛水的家当——脸盆、水桶、饭碗、瓦罐，叮叮当当地接一夜的雨水。整个屋子潮湿得能拧出水来，墙角长出了青黑色的霉斑，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爷爷躺在炕上，听着那滴滴答答的声音，就像时间在一下下敲打着他的绝望。
家里唯一的壮劳力没了，工分挣不够，到了年底分到的粮食也少得可怜。正在长身体的父亲，常常饿得半夜胃里烧得慌，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不敢让奶奶和爷爷听见。奶奶想尽了办法，挖野菜，摸河蚌，把家里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拿去换了棒子面，可一家人的肚子，还是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
比贫穷和饥饿更磨人的，是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人们当着奶奶的面，说着“秀英啊，可怜见的，有啥难处跟嫂子说”这样同情的话，可一转过身，那些窃窃私语就如毒蛇般，丝丝地钻进耳朵：
“啧啧，王秀英这下可完了，守着个活死人，这辈子算是没盼头了。”
“长得那么俊有啥用，命苦啊。我敢打赌，她熬不了几年，肯定得改嫁。”
“你看她那腰板还挺得那么直，装给谁看呢，指不定夜里怎么哭呢。”
而爷爷，更是从万丈光芒的云端，直直地跌入了不见天日的地狱。曾经的阳光豪迈，变成了死水般的沉寂，以及尖刻入骨的暴躁。他整日躺在炕上，用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那条已经开始萎缩、失去知觉、像根枯木一样横陈在被子下的右腿
他恨自己，恨那场该死的事故，更恨自己从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变成了一个只会吃饭拉屎、拖累全家的累赘。
他的自尊心，被现实碾压得粉碎。他开始拒绝和任何人说话，包括奶奶和年幼的父亲。奶奶辛辛苦苦用几个野菜团子换来一点猪油，给他熬了碗香喷喷的葱油面，小心翼翼地端到炕头，他会因为觉得面条有点坨了，猛地伸手一扫，滚烫的汤面和碗盘“哐啷”一声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他会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用还能动弹的左手，狠狠地砸着身下的土炕，发出沉闷的、绝望的嘶吼，直到筋疲力尽。
奶奶从不跟他吵，只是默默地收拾地上的狼藉，然后转身出去，再端一碗进来。
陈建国，就是在这个家庭最黑暗、最绝望、几乎要被生活彻底压垮的时候，像一根若有若无的稻草，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
他是最后一批滞留在村里的上海知青。因为那个年代特殊的家庭成分问题，他的档案被卡住了，迟迟没能拿到回城的指标。他戴着一副瓶底厚的眼镜，说话细声细气，斯斯文文，身上有股与这个黄土朝天的村庄格格不入的书卷气。
当然，这也意味着，他干起农活来是出了名的笨手笨脚，经常被村里的半大小子们当笑话看。他独自一人住在村头那间四面漏风的废弃牛棚里，饥一顿饱一顿，活得像个孤独的影子。
他看到奶奶一个人吃力地从井里一桶一桶往上打水，会默默地上前，一言不发地接过井绳，用他那瘦弱的肩膀，一趟一趟地挑满那两个硕大的水缸。
他看到奶奶家的柴火被雨淋湿了，点不着火，会把自己辛辛苦苦从山上砍来、省下来的一些干柴抱过来，整整齐齐地码在门口，然后转身就走。
他从不索取什么，只是偶尔奶奶实在过意不去，会在他干完活后，给他盛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粥，或者两个黑乎乎的窝窝头。他每次都吃得很快，很香，像是吃了什么山珍海味。
他对奶奶，没有村里其他男人那种混杂着同情、好奇和原始欲望的复杂眼神。他的眼神很干净，只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悲悯，一种落魄人对另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本能体恤。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孤苦无依，而这个家，也同样在苦难中摇摇欲坠。
04
“拉帮套”这个在当时北方农村既为人不齿又被现实默许的生存方式，从来没有在我家的饭桌上被正式提起过。它的形成，不是一次商议，也不是一个决定，而是一连串无法挽回的事件，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三个人的命运死死地捆绑在了一起，再也无法挣脱。
那年秋收，是爷爷倒下后的第一个秋收。天公不作美，气象预报说马上要有一场连绵的秋雨。家家户户都在地里抢收玉米，那场景就像打仗一样。
奶奶一个女人，白天要照顾炕上的爷爷和年幼的父亲，只有在傍晚和深夜，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下地。眼看着别人家的地都快收完了，我家的那几亩玉米还在地里孤零零地站着。奶奶急得在田埂上直掉眼泪，那泪水滴进干裂的土地里，悄无声息。
是陈建国，一句话没说，卷起裤腿下了地。他干活不利索，掰玉米的速度比不上村里的壮劳力，但他有股韧劲。他帮着掰玉米、扛麻袋，一连在地里干了三天三夜，累得直不起腰，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等到最后一代玉米入库，那场预报中的秋雨，也瓢泼而下。
没过多久，那场大雨冲垮了院子半边土墙。
奶奶半夜被惊醒，看着黑乎乎的缺口，生怕有狼或者野狗闯进来。她咬着牙，想用几块破木板先挡一挡。结果脚下一滑，从搭着的简易梯子上重重地摔了下来，脚踝当场就肿得像个紫色的馒头，疼得她半天爬不起来。是住在不远处的陈建国，听到动静，披着件衣服就跑了过来。他二话不说，把我奶奶小心翼翼地背在自己瘦削的背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夜路上，把她送到了几里外的村卫生所。
而真正让这个畸形的组合彻底定型的，是我父亲的一场大病。
那天半夜，父亲突发急性肺炎，高烧到四十度，浑身滚烫，呼吸急促得像个破旧的风箱，小脸憋得通红。村里的赤脚医生束手无策，只说得赶紧送镇医院。可外面下着倾盆大雨，通往镇上的十几里山路，在那个夜晚变成了一条泥泞的、吞噬一切的河流。
奶奶抱着滚烫的儿子，急得六神无主，在屋里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团团转，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炕上的爷爷，更是急得双眼赤红，用拳头一下下地砸着自己的废腿，嘴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恨自己在这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
是陈建国，闻讯从牛棚里跑了过来。他看到这情景，一把扯过炕上的一床破被子，将我父亲严严实实地裹住，背在自己身上，对我奶奶吼了一声：“嫂子，拿上伞！”然后一头扎进了那片泼墨般的风雨里。
父亲后来说，他只记得自己趴在一个并不宽阔但很稳的背上，耳边是“呼呼”的风雨声和陈建国粗重的喘息声。他能感觉到脚下不断地打滑，有好几次都重重地摔倒在泥水里，但每一次，那个人都会立刻爬起来，把他重新背好，继续往前跑。
十几里的山路，陈建国跑了将近两个小时，摔了不知多少跤，送到镇医院时，他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泥人，浑身是泥是水，嘴唇发白，累得几乎虚脱。医生检查后说，再晚来半小时，这孩子就危险了。
压垮骆驼的，是最后一根稻草。而亲手放下这根稻草，做出那个惊世骇俗决定的，是我爷爷自己。
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夜。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奶奶为了给大病初愈、身体虚弱的父亲借几个钱买个鸡蛋补充营养，顶着刺骨的寒风，去敲村长的门。
爷爷就躺在炕上，隔着那扇糊着旧报纸、被风吹得“呜呜”作响的窗户，亲眼看到自己的女人，那个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被他捧在手心里的女人，在凛冽的寒风中，在别人家温暖明亮的灯火下，像个乞丐一样，卑微地、瑟缩地在屋檐下站了足足两个小时。
最后，村长媳妇才不耐烦地开了门，不知说了些什么，塞给她两个已经有些发蔫的干瘪红薯，就“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当奶奶推门进来，带进一股寒气，她的脸和手都冻得通红，嘴唇发紫，头发上还挂着白霜。她却像没事人一样，把那两个红薯在怀里焐热了，剥了皮，递到爷爷手里，笑着说：“振邦，快吃，热乎的。”
那一刻，爷爷内心那根名为“男人的尊严”的弦，在经历了无数次紧绷之后，终于，彻底崩断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当陈建国像往常一样，挑满了两个大水缸，准备像个影子一样默默离开时，一直沉默得像个死人的爷爷，突然用一种沙哑得像砂纸摩擦过墙壁的声音，对着陈建国的背影说：
“建国。”
陈建国猛地站住，回过头，有些惊恐地看着他。
“家里……活太重，秀英她一个女人顶不住。”爷爷的目光没有看他，而是投向了窗外灰白的天空，“你要是不嫌弃，就……就搬过来搭伙过吧。家里的活你包了，工分都算你的，吃住都在这儿。”
他说完这句话，就像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猛地翻过身，面朝冰冷的墙壁，全身的骨头都在无法抑制地剧烈颤抖。
陈建国愣在原地，像一尊石像。许久，他对着爷爷的背影，重重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搬进了外屋那张用木板和两条长凳搭起的简易小床上。从此，这个家形成了一个外人无法理解的诡异平衡。白天，陈建国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牲口，包揽了田里地外所有的重活；奶奶主理家务，照顾着炕上的爷爷和年幼的孩子，她的脸上，似乎也渐渐有了一丝血色。
晚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三个人同桌吃饭，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那沉默压抑得能挤出水来。陈建国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碗里为数不多的肉片或者炒鸡蛋，夹到爷爷的碗里。而爷爷，从不会动一下那双筷子，只是面无表情地把那些菜拨到一边。
村民们的闲言碎语，从窃窃私语变成了指指点点，话语也变得更加恶毒。
“王秀英到底还是没熬住，找了个‘拉帮套’的。”
“那个上海知青，看着文文弱弱，没想到还有这本事，白吃白住，还白得个女人。”
奶奶起初还会哭，后来学会了充耳不闻，再后来，她甚至能叉着腰，站在院门口，用全村最恶毒、最不堪入耳的语言，把那些长舌妇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像个得胜的将军，转身回家，继续做饭。
而我爷爷，则像一个冷酷的看客，一个手握遥控器的导演。他用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审视着这个由他亲手缔造的、充满了压抑、屈辱、挣扎和某种诡异生机的畸形家庭。他的沉默，是这个家里最强大的气场，笼罩着每一个人。
05
时间一晃，就到了1985年的春天。知青返城的政策终于全面放开，像一道春雷，炸响了沉寂多年的乡村。对于那些被禁锢在黄土地上近十年的城里娃来说，这无异于天大的喜讯。村里仅剩的几个知青都欣喜若狂，四处奔走，忙着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准备告别这片挥洒了他们十年青春与汗水的土地。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陈建国会是第一个走的。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他终于可以回到他日思夜想、在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大上海了。
那段时间，奶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她像是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但眉宇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和惆怅。她开始帮陈建国缝补行李，把他那几件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层补丁的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还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烙了好几张葱油饼，让他路上吃。
“回到上海，好好找个工作，再娶个媳妇，把日子过起来。”她一边忙活，一边絮絮叨叨，像个送别远行儿子的母亲。
陈建国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听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村里人凑了钱，在村长家的大院里，为陈建国和另外几个要走的知青办了一场盛大而隆重的欢送宴。村里但凡能走得动的，都来了，小小的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充满了告别的伤感和对未来的祝福。
席间，陈建国成了主角，不断有人来给他敬酒。他来者不拒，一碗接一碗地喝着辛辣的白干，那张斯文的脸很快就涨得通红。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端着满满一碗白酒，脚步有些虚浮地穿过人群，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被我父亲用木板车推来的爷爷面前。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泥地上。那地上的石子硌得膝盖生疼，他却仿佛毫无知觉。
他把那碗酒高高地举过头顶，眼圈瞬间就红了，声音因为激动和酒精的作用而变得哽咽沙哑：“振邦哥！这几年……谢谢你的收留，我……我陈建国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大恩大德！这碗酒，我敬你！”
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嘈杂的声音都消失了，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两个男人身上。一个意气风发即将返城，一个困守病榻此生无望。
我爷爷靠在木板车的靠背上，甚至没有低头看一眼跪在地上的陈建国。他只是冷冷地、漠然地盯着院墙上斑驳的树影，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许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那句话没头没尾，却充满了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距离感：“路，是你自己选的，跟我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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