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日凌晨，贵阳电信局的值班员把一份加急电报送进机房，收报人写着“北京·毛泽东”。发报人自署“毕节周素园”，内容极短：别来十一年，衰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电报发出后，老人合上盖有“光明日记”字样的手账，轻轻呼了口气。
他清楚，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正式的缘分，实则始于十三年前的那个雪夜。
1936年2月，红六军团突入毕节。当地士绅争相外逃，年近花甲的周素园却关上院门继续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位朋友焦急地问：“老周，你真的不走？”老人笑答：“我没鱼肉百姓，怕什么？”
几天后，战士们在他书房找到一排排马列著作，报告送到王震那里。政委亲自登门，才知道这位满头华发的报人已暗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十余年。王震当场邀请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57岁的周素园随部队翻乌蒙、渡金沙。腿脚浮肿走不动，他只能坐滑杆，仍坚持写信给龙云、孙渡，劝其停止围追堵截。肖克后来回忆：正是这些信，让滇军按兵不动，红军才得以在毕节整整停留二十天。
1937年4月，长征队伍抵达延安。延河岸边的窑洞里，贺龙夫人替他铺被褥，肖克夫人帮忙烧水。双脚再度浮肿，医生劝他静养，他却暗自苦恼“成了党的负担”。同年10月，他提出回贵州联络上层，以地方声望服务抗日。
毛泽东回信说：先生健康为先，一切依兴趣与身体决定。我等赠路费三百元，将来若经费充裕，再月助生活。
拿着回信，他离开陕北，辗转重庆、成都、昆明，为释放政治犯、筹措抗日经费四处奔走，也为延安争得了四万元的教育补助。其间，女婿被贵州当局逮捕，他仍未停步。
1949年毕节解放后，周素园被推举为支前委员会主任，筹粮筹驮马，信劝旧部投诚。次年春，他受命赴重庆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并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1年9月，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72岁的他奔波千里抵京，心中却盘算着“年龄、健康已难久任”，于是备好奏折，请辞贵州省政府副主席。
人民大会堂会客室里，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地说：“周先生，年纪大了，精力差些不要紧，脑筋还好。你坐在那里带头就好。”老人笑着点头，却坚持身体不济请准辞呈。毛泽东递上一盒燕窝，嘱其安心休养，“政协开会，有力就来，没力就歇”。
回到贵阳，他改任省文史馆馆长，组织馆员调查苗、彝史料，整理辛亥革命文献。馆中年轻职员回忆：“周老每天来得最早，病重仍翻资料到夜里。”
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却在会后不久因肺病加重数次入院。任省副省长期间，文件全部亲阅，批语端正，偶有错字立即重抄。
1958年2月1日凌晨，老人因肺炎医治无效逝世。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来唁电。中共贵州省委挽联写道：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周素园的骨灰安葬在贵阳城外松柏间，碑上刻着他生前常念的一句话：“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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