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北京怀仁堂】“周指导员，主席在等您！”警卫员推门而入，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催促。周文江放下手中的茶盏，下意识理了理衣襟，脚步不快，却稳。
灯光下，他个头并不显眼，手指因常年执枪而略显粗糙。毛主席迎上前，微微俯身与他握手，眼神温暖：“听说你从长津湖回来了？”周文江答：“损失不小，但任务完成。”句子短，语速也慢，却掷地有声。
这一幕后来被同事反复提起，可很少人知道，这只是三次握手中的第二次。第一次在1950年秋，中国还在备战解放台湾；第三次则要等到新中国第一届人大，他已从冰雪火线上走回人民大会堂。
时间线拉回1924年，江苏泰州朱云村。七岁的周文江给地主家放鸭，稀饭里常常看不见米粒。十三岁丧父母，弟妹嗷嗷待哺，他学会了在风雨里低头却不弯腰。苦是日常，熬成了骨子里的倔强。
1944年初春，他在江都码头碰到三名新四军侦察员。对方一句“打鬼子要不要来？”他放下肩上的麻袋就跟走。没手续，也无体检，一句“跟我上山”便算入伍。那天夜里，他第一次睡进真正的被窝。
转年丁沟战斗，他举着大刀冲进敌碉堡，“缴枪不杀！”这一吼，把守敌先愣后降，九十八名伪军没来得及扣动扳机。仗打了不到两小时，他拿下一等功。有人说是运气，他笑：“胆子比命大。”
随后的孟良崮、开封、淮海，他一路从班长到排长，再到突击连副指导员。记功条子翻得像账本，他却最在意的是名单上那些再也叫不应的名字。战友往下倒，他往前冲，脚底生了硬茧。
1949年，新中国成立。20军划进九兵团，在上海外练泅渡，为横渡台湾作准备。芦苇荡里泡了半年，盐霜泡烂了脚背，谁也没叫苦。此时周文江已是177团指导员，管思想，也抓射击。
1950年夏，九兵团举办英模评选。无记名投票，他、杨根思、毛杏表、陈宝富四人脱颖而出。京城的怀仁堂第一次敞门迎他们。摸到毛主席的手时，他悄悄捏了捏袖口，确认自己不是做梦。
没等士气宣讲，下达的新指令把方向硬生生拧向北。车厢里有人小声嘀咕：“真不打台湾？”没人回答。十月末，部队全数到达曲阜，朱德总司令一句“准备入朝”让车皮里的窃语戛然而止。
越过鸭绿江那天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士兵靠拉袖子辨方向。棉衣没到，雪却一刻没停。周文江摸着枪管，冰渣子蹭破手背，疼得倒清醒。有人咒天，他低声一句：“忍，先把命钉在阵地上。”
长津湖开战前夜，宋时轮临时把26军也拉上去，企图一口吃掉陆战一师。作战任务细到分路：一营守死鹰岭，三营堵德洞，二营穿插西兴里。周文江带的是二营五连。
零下四十度，风像刀片。美军空中照明弹亮得晃眼，炮火接力，山谷如白昼。五连死守七昼夜，硬撕下28次冲击。打完，连队剩二十来号人，能拿得动枪的都冻掉了指甲。
战后统计，五连击毙伤敌四百余，毁坦克四辆。他把缴获的美军钢盔递给团长：“留念用。”说完就昏过去了。醒来时在后方野战医院，医生嘟囔：“这条命不是抢，是赖下来的。”
1951年夏，他奉调回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周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主席点头称“辛苦”。这第三次握手，他注意到主席指节有老茧，“握枪的茧”，他心想，领袖也是兵。
朝鲜战后，他先后任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再到河南军区南阳分区副司令，头衔越来越长，操心的仍是练兵。“枪要先吃饱子弹，人要先吃饱饭。”这是他给年轻排长最常念叨的两句话。
1979年脱下军装，他没有闲。号召老战士、老教师自发组建宣讲团，坐绿皮车跑浙江嘉兴各乡镇，讲新四军、讲长津湖。场子常常没有麦克风，他就扯着嗓子，嗓子哑了喝口茶继续。
有人问他有没有受过重伤，他摆手：“轻伤几次，主要脑子快、腿快。”说完哈哈笑，就像当年扔手榴弹时那样豪横。
2012年秋，周文江因病在嘉兴离世，八十八岁。消息传到军中，许多老兵自发敬礼送行。那一年，驻地的旗杆旁，新兵列队完毕，教官讲起“西兴里七昼夜”，末了只补一句：“那是周副司令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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