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二月初六上午十点，您又把我请到这儿，是不是想逼我点头？”仇鳌刚踏进丰泽园，就半打趣半认真地问。毛泽东扶他落座，端来热茶：“慢慢喝，今儿先不谈官职，只谈老朋友。”
屋外的水面仍覆着一层薄冰，屋内却氤氲着茶香。仇鳌第三次受邀进京，心里其实早有数——主席的诚意，已撑得满满当当。可他还是怕：怕年老，怕久病，怕自己无功受禄，更怕官场的繁文缛节拖累晚年。于是才有了这场“喝茶先”的寒暄。
时间倒回1949年盛夏。长沙街头的旗帜从青天白日改成五星红旗那一刻，耳背的老人也能听出人群的欢呼。就在同一周，仇鳌在湘阴老宅里收到了第一封“北来”电报。写信人用他熟悉的行草落下一句话——“纵先生无意官职，尚祈来京一叙。”落款，毛泽东。
仇鳌看完，竟笑得有点局促。这位比自己小三十岁的晚辈，当年在船山学社不过是个天天拎着书卷的青年，如今却已是新共和国的领袖。第二封电报很快抵湘，字数更短，态度更坚决：北京一切妥帖，只待先生。两封电报之间，相隔不到半月，可见催促之急。
要不要去？他心里打鼓。回想半生，他动过刀兵，也握过教鞭。最在意的，始终是教育与民生。如今江山换了颜色，他自觉功成可退。于是回电谢辞：“愿见四海升平，老夫但求闲云野鹤。”可没过几天，萧劲光的人已经踏进湘阴，连稻田里的鸭子都被惊得乱窜。中央指示只有一句：务请仇先生冬前启程。
抗拒之心虽未消，可面对那份“不可推辞的情分”，仇鳌终究动身。火车一路北上，他偶尔掀开窗帘，望见沿线的集镇已换了“拥护人民政府”的标语。同行秘书陈曼若小声说：“仇老，这一路看去，民心真像换了颜色。”老人咕哝了一句：“天下事，得民心者昌。”
初到北京，接站的有田家英，也有李维汉。安排在北京饭店，一切周全得让他受宠若惊。但毛泽东却没露面——那会儿人已在莫斯科，筹建新外交。毛写来第三封亲笔信，末尾特意加注：天寒，先生如觉不便，来春再议。信末还有一句玩笑：“北京的辣椒不及湘味，等我回国再陪先生痛快吃一回。”
毛归来第一件事便是宴请仇鳌。丰泽园灯火明亮，客座都是湖南旧交。毛一见面就握住仇鳌的手：“先生别叫我主席，再叫润之就好。”乡音一起，距离顿消。席间，毛忽然提起二十多年前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年资金短缺，是仇鳌慷慨拨了四百银元，还让船山学社让出屋子作教室。仇鳌有点愣，他自己差不多忘了那茬。毛却清清楚楚：“那钱救急，咱们记一辈子。”
灯火下面，几杯老酒下肚，两人聊到深夜。仇鳌说：“老朽怕坐机关，怕浪费粮米。”毛挥手：“会多，事少。您来，主要是参谋国家大计。”这话听着轻巧，其实分量不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的聘书，已放在桌上。
翌日，仇鳌回房踱步，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新政府缺的不只是兵员，更是各路见识。可他真担心体力不支。午后，他提笔写信给毛，只一句：“老骥伏枥，甘当马前卒。”那晚，他终于在聘书上签下名字。
1951年建党三十周年前夕，仇鳌再写一封长信直陈弊端：“革命后最怕停滞与腐蚀。昔日敌人之所有，今日不可照单全收。”言辞严厉，却句句肺腑。毛看完后，把信递给身旁工作人员，只说六个字：“得其肺腑之言。”后来，这封信在中南海流传甚广，被视作一剂清醒剂。
仇鳌终其一生，进京无数，却始终没住过官邸。文件多、会议多，他常笑自己是“老骨头占座”。可每当会议散场，他挽袖收拾文件，仍像当年船山学社的主持人那样认真。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较真，他拍桌道：“国家机器才转动，不能让沙子进轴。”
1953年，他身体大不如前，递交辞呈。毛批示：先生如愿，可返湘养疾，但京城永留座位。那年秋天，仇鳌回到汨罗，在自家书斋里种了半亩蔬菜，说是“守拙”。来访者问及仕途，他摆手：“我只开过会，没当过官。”
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位前辈，语气带着几分敬意：“亦山先生的可贵，在于清醒，在于敢说。”一句话，道尽两人跨越三十年的交情。岁月流转，湘水悠悠，那些电报、聘书、书信，今天仍静静躺在档案馆里，记录着一段君子之间的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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