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北京已飘起细碎的雪花,瀛台的湖面结了一层薄冰。灯光下,毛主席跟身边几位负责人轻声商量:“母机展,明年春天一定得搞好。”一句看似随口的嘱托,让段君毅心头一紧——这是国家工业版图上新的坐标。
第二年三月,冰雪刚化,第一机械工业部把数十台最新机床搬进中南海小小的展厅。毛主席推门而入,习惯性地微微俯身,几乎是贴着机器细看。他摸了摸刚擦过油的车床导轨,问技术员:“精度能保持到多少?”“两丝。”技术员有点紧张。毛主席笑了笑:“两丝可以,再努力。”紧接着,他抬头对段君毅抛出那句半带玩笑半带考问的话:“你们现在忙不忙?你看忙好还是不忙好?”
段君毅下意识回答“忙”,又补一句:“但忙得有章法,才干得踏实。”毛主席哈哈一笑:“面色红润,就是忙得对路。”短短几句,把现场那股技术与政治交织的紧张感轻轻拨开。
有意思的是,这并非二人的第一次“忙与不忙”之辩。二十多年前,1938年春夜的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对即将赴山东敌后的三十多名青年说:“插到哪儿都要活,忙的时候更要静心。”段君毅在昏黄的油灯下记得飞快,纸页几乎被墨汁浸透。他那时主抓上海学生运动,对农村抗日根据地一窍不通,主席这番话给了他一盏灯。
泰西根据地初建,枪少、税难、政权更是空架子。他带着笔记本和只剩半页的延安指示,奔波在宁阳、东平之间。郁仁治的六百人武装逼到大峰山那一夜,通讯失灵,无从请示。段君毅回忆:“想起主席说统一战线有团结也有斗争,那就干。”天亮前,他率队三路反击,郁部溃散。那一场硬仗,等于是把“忙”字写进了枪膛。
新中国成立后,段君毅被调进第一机械工业部。1953年初拟写行业“安民告示”时,毛主席亲自圈出一段:“政治工作一定要扣紧生产中心。”这是另一种“忙”——既要轰鸣的车间,也要思想的齿轮。文件下发,全国机械厂响起学习声,很多老工人后来都说:心里有了标尺,干起活来不慌。
展厅里,毛主席看见程序控制车床,问:“怎么叫程序?”技术员解释是继电器顺序动作。老人家点头,又补一句:“里面还是对立统一。”说完,他转身指着双轮双铧犁:“这东西好,农民累得少了。”段君毅凑过去汇报:“锅驼机还有水锈麻烦。”毛主席眉峰一挑:“有什么毛病都要写出来,别只报喜。”务实二字,被他用最朴素的方式钉在墙上。
当谈到汽车工业时,毛主席忽然提起早年的约定:“一省抵一国,汽车总得自己造吧。”他把新车命名为“解放”,又为车标写下醒目的两字。第一汽车厂的白面书生饶斌后来回忆:领到指示那天,车间工人炸了锅,“这回得真忙起来啦!”1956年,“东风”轿车驶进中南海,毛主席摸了摸车门,说:“先坐外国车开会,早晚得坐自己的。”
不得不说,“忙”在那个年代是褒义词。忙着改图纸,忙着调机床,忙着给新兵讲马列。有人累倒在生产线上,却把工帽压得更低;有人深夜守在试车跑道,只为听发动机第一声轰鸣。段君毅常对青年工程师说:“革命年代流汗,建设年代同样得流汗,只是汗味不一样。”
1964年,第二汽车厂写进“四五计划”,厂址确定后,有人担心资金和设备跟不上。段君毅去现场转了一圈,回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只说了六个字:“忙得开花,好事。”主席大手一挥:“那就再添点肥料。”简单几句话,硬是把一条新的产业链从图纸拉到泥土地。
1976年9月,噩耗传来,瀛台的湖水再也听不见熟悉的脚步声。那年深秋,段君毅坐在办公室,翻到当年母机展览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排人围着车床,毛主席偏头细看,段君毅侧身记录,场面安静却透着热气。他拿起钢笔,在背面写下八个字:“忙而不乱,工运长虹。”这行字后来没有公开,只是夹在旧相册里。
数十年过去,那句“你看忙好还是不忙好”仍在机械人的耳边回响。忙,并非盲目奔跑,而是目标清晰地向前拧紧每一颗螺丝;不忙,也绝非懈怠,而是为下一次启动蓄力。往事如同母机的主轴,不停转动,却始终把刀具对准未来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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