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清晨，北京的天空阴沉得像铅块。守灵一夜的陈永贵坐在人民大会堂的长廊上，耳边回荡的仍是那句淳朴又沉重的话：“我老了，不会再有希望来啦。”

不到十年前，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踏进昔阳县大寨村。那是1965年5月21日，山花初放，村口锣鼓声里夹杂着大槐树的清香。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总理并不起眼，却被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惊叹：“北京来的大官怎么和家里长辈一个样？”

这趟行程起因并不在山西，而在千里之外的地中海。阿尔巴尼亚对苏联“断奶”后向北京求教自力更生之策。周恩来干脆把斯皮罗·科列加一行带到大寨：“眼见为实。”于是，虎头山脚下迎来了第一批远道而来的外宾。

大寨当时的景象说不上壮观，却处处透着股倔劲。七沟八梁间层层梯田像鱼鳞，麦苗碧绿，窝棚里却还堆着石块、木犁、锯条。总理听讲解时不时插问：“这道坝子是咋修的？多少人？”陈永贵笑答：“五十来口子，十天干完。”话音落，外宾相互交换眼神，悄悄地在本子上记。

午饭是小米稀饭、玉米面窝窝头。周恩来端着粗瓷碗，抿一口便说：“正合适。”科列加试着咬了一口，竖起大拇指。饭后，总理拎着抽水机采购清单交给随行干部：“缺啥补啥，可别让庄稼干死。”

这天行程约摸四公里。下山时一阵凉风刮起，总理拍了拍衣角：“时间短了点，下回再补。”他没有料到，下一回已是两年之后。

1967年4月，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华求助，周恩来、陈毅陪同再访大寨。那时的虎头山已披上密林，蓄水池水面如镜。陈永贵刚想伸手搀扶，就被总理摆手拒绝：“大寨讲自力更生，我也能自个儿走。”一句轻描淡写，掩不住鬓边新添的白发。

午餐仍是窝窝头。周恩来把剩下一块细细包进手帕，放进口袋。有人悄声问为啥要带走，他淡淡一句：“粮食金贵，浪费可耻。”这年冬天，全国会议上，他展示这块干得发硬的窝窝头，用来谈节约；在座干部鸦雀无声。

到了1973年9月24日，大寨第三次迎来熟悉的身影。周恩来已七十五岁，并被确诊膀胱癌，手术刀口尚未痊愈，却执意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村头红旗招展，孩子们唱《东方红》，牛国栋在人群里第三排，周恩来隔着几米就喊：“老牛，我认得你！”

山路依旧陡。走到半腰，陈永贵快步当先，忽听背后轻声：“永贵同志，等等，总理不是十年前的总理了。”他转身时，才发现周恩来额头汗水细密，脚步微颤。两人相视一笑，却都不言苦。

在郭凤莲家，小院石榴树挂满红果。郭姥姥捧出热窝窝头，让总理“垫垫肚子”。老人耳背，周恩来靠近耳畔大声说：“我又来了，您看，我说话还中气十足吧！”屋里笑声一片。临别，他紧握老人的手：“保重，好日子长着呢！”

当晚，周恩来与县、社干部围坐油灯下，敲黑板似的嘱咐——抓水保、育林、推广良种，别把梯田撂荒。谈到治穷根本，他停顿片刻，凝视窗外：“靠天不如靠人，靠人还得靠思想。”一席话，无人敢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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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时，夕阳映红山岗。临上车，他环顾四周，语气轻缓却分量极重：“十年后，你们的变化会更大。可惜，我老了，恐怕等不到再来看你们。”话音落，满村默然。

那句叹息后来传遍全国，却少人知道，车门合上前，周恩来还补了一句：“要真干到超过大寨，我就放心。”陈永贵目送车辆拐进山口，沉默良久，只说两字：“一定。”

1950年代中央推行互助合作，大寨不过三百来口人，却敢和天斗与地争。陈永贵接棒支书后，一手抓生产队纪律，一手盯山水改造——“三个月不抡镢头，手心就痒。”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1963年粮食总产二十余万斤，亩产七百多斤，引起陶鲁笳关注，也在这一年，大寨被写进《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1964年南下途中听汇报时提笔反复写“陈永贵”三个字，这一幕后来被陶鲁笳回忆：“主席怕忘，边听边写。”随后有了中南海对周恩来的电话指示：“派人实地看。”两个月调查，十万字报告，最后一句是：“自力更生四字，山西昔阳可以作注脚。”文件转到国务院办公厅，周恩来批示：大寨经验，值得推广。

“大寨”遂成一个时代的口号。可在外人热烈欢呼时，周恩来仍提醒陈永贵：“别浮夸，亩产数字实事求是。”陈永贵点头，依旧身先士卒。1972年山洪冲垮梯田，他带人连夜抢修，第二天北京来电慰问，他只回一句：“人没事，庄稼还在。”

对外，一块窝窝头说明节俭；对内，一台抽水机折射关怀。三次视察，大寨村民记住了周恩来的笑、他的严、他的细致入微。郭凤莲后来讲：“总理离开前，还摸摸院里那棵苹果树，说‘再过几年得结果子了吧’。”树在，果熟，他却未能再来。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病逝。昔阳县委接电后，全村自发停工默哀。陈永贵在虎头山脚跪了整整一刻钟，抬头望见新植松柏，喃喃一句：“总理，这林子越来越密了。”

后来人总问，周恩来的三次大寨行究竟留下什么？除了那句沉甸甸的嘱托，或许还有山梁上永不停歇的鏖战声。因为他相信，“超过大寨”不是口号，而是千千万万个村庄共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