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4日
成都的天，一到腊月就跟被泼了墨似的，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跟我兜里那点工资一个德行，干瘪瘪的没一点底气。
我叫虎哥，大名张虎，在城南一个老旧小区当门卫，说白了就是守大门的，每天杵在那个铁皮岗亭里，风吹日晒的，脸糙得跟砂纸一样，手背上全是裂口，涂多少护手霜都不管用。
要说这辈子最让我舒坦的地方，不是家里那张吱呀响的硬板床，也不是小区门口五块钱一碗的素椒杂酱面，而是二环路外那家砂舞厅。
老成都都晓得，砂舞厅这玩意儿，算不上啥高档地方，十五块钱门票，十块钱两曲，每曲就三分钟，灯光暗得能遮住人脸的褶子和窘迫，音乐响得能盖过心里头的那些苦水。
但就是这么个乱糟糟、闹哄哄的地界，却是我们这些底层人，唯一能把腰杆挺直的地方。
舞厅门口一扇斑驳的门，关着里头的热闹，也关着外头的冷眼，熟客抬脚就进，生客瞅两眼，要是想躲躲现实的糟心事，也会默默摸出十五块钱，换一张薄薄的门票。
我第一次进这家舞厅，是三年前的冬天。
那天我被业主骂了一顿，原因是没拦住一个贴小广告的，不仅被扣了两百块钱工资，还当着小区里十几个大爷大妈的面，被那个穿貂皮的女业主指着鼻子骂：“你个看门的，连个小广告都管不住，要你有啥用！” 两百块钱啊，那是我三天的工资，够我买一周的菜，够给我那卧病在床的老娘买两盒降压药。
我揣着那点剩下的工资，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兜里的烟盒早就空了，连个烟头都捡不到。
路过那家舞厅的时候，门口的霓虹灯闪得晃眼，红的绿的，把人的脸映得五颜六色，铁皮门虚掩着，里头的音乐声漏出来，是那首老掉牙的《心雨》。
我本来想走，结果脚像被粘住了一样，挪不动步子。
鬼使神差地，我摸出十五块钱，递给门口那个面无表情的大爷，换了张门票。刚一进门，一股混合着廉价香水、汗味、烟味和爆米花味的味道就涌了过来，呛得我咳嗽了两声。
舞池里的灯光是那种暗红色的，朦朦胧胧的，看不清人的脸，只看得见影影绰绰的人影，男男女女搂在一起，跟着音乐慢悠悠地晃。
音乐一首接一首，全是些听了能让人掉眼泪的老歌，除了《心雨》，还有《迟来的爱》《潮湿的心》。
我找了个角落的卡座坐下，点了一瓶两块钱的矿泉水，眼巴巴地看着舞池里的人。
舞池里啥人都有，有穿着工装的泥水匠，裤脚还沾着水泥点子；有背着帆布包的清洁工，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放下的抹布；
有穿着西装但一看就是高仿的业务员，领带歪歪扭扭的；还有些头发花白的大爷，一个个搂着舞伴，跳得那叫一个投入。
他们脸上没有平日里的疲惫和卑微，都带着笑，眼神里亮堂堂的，那是在生活里看不到的光彩。
就在我看得入神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毛衣、牛仔裤的女人走了过来，她的声音软软的，带着点成都妹子特有的糯：“哥，要不要跳两曲？十块钱，刚好六分钟。”
我抬头看她，灯光太暗，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的眼睛很亮，像星星一样。
我有点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跳得不好，怕踩你脚。” 她笑了，声音很好听：“怕啥子嘛，砂舞厅就是耍的，跳得好不好不重要，开心就对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她伸出手，拉着我走进舞池。她的手很暖，很软，跟我那粗糙的手完全不一样。音乐刚好响起，还是那首《心雨》。
她带着我，慢慢地晃，步子很轻，很稳。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好几次差点踩到她的脚，她都只是笑着说：“莫慌，跟着节奏来，慢慢来。” 那六分钟，我好像忘了自己是个被人骂的门卫，忘了自己兜里没钱，忘了老娘的医药费，忘了生活里的那些糟心事。
我就跟着她，跟着音乐，一步一步地晃，感觉整个人都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
这个女人，就是兰兰。
后来我才晓得，兰兰不是专职的舞女，她是兼职的。
她老公是做汽车配件生意的，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赚了点钱，就跟风买了两套房子，结果行情一落千丈，不仅生意赔了，还欠下了两百多万的房贷。
她本来是个全职太太，每天在家做饭、带孩子，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哪晓得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为了还房贷，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做饭，送孩子上学，然后去打零工，晚上再跑到这家舞厅来跳舞，一直跳到半夜才回家。
我第二次见她的时候，直接掏出三百块钱，说：“兰兰，今天我包你三个小时，你陪我聊聊天，跳跳舞。”
兰兰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笑着说：“哥，今天咋个这么大方？是不是有啥子喜事？”
我没说话，只是拉着她的手，走进舞池。
那天的灯光好像比平时亮一点，我能看清兰兰的脸了，她眼角有淡淡的细纹，嘴角带着笑，但笑里好像藏着点疲惫。
我们跳了一曲又一曲，十块钱两曲，三分钟一曲，跳累了就坐在卡座里，点了一盘爆米花，两瓶矿泉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兰兰跟我说她的事，说她老公每天早出晚归，到处跑生意，头发都白了大半；说她儿子上小学，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
说她有时候跳完舞回家，累得连脚都洗不动，倒在床上就睡。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能看到她眼角的泪光，在灯光下闪闪烁烁。
我也跟她说我的事，说我老娘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说我一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多，除去房租和医药费，几乎剩不下啥子；
说我每天在小区里，看尽了别人的脸色，有钱人的狗都比我活得体面。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还是在一个舞女面前。
兰兰没说话，只是递给我一张纸巾，然后握住我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暖，那么软。
那天晚上，我们就那样坐在卡座里，搂在一起，没有越界的举动，只是静静地听着音乐，聊着天。
周围很吵，舞池里的人在笑，在闹，音乐声震耳欲聋，但我觉得很安静，很踏实。
那一刻，我忘了她是舞女，她忘了我是门卫，我们只是两个在生活里挣扎的人，互相取暖，互相慰藉。
有人说，砂舞厅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里是个公平的地方。
在这里，没有人在乎你是干啥的，没有人在乎你兜里有没有钱。
你是清洁工也好，是保姆也好，是泥水匠也好，是保安也好，脱下工作服，换上舞鞋，所有人都一样。
在这里，只认一样东西，就是你的舞技。
你步子稳，节奏准，带着舞伴转得潇洒，你就有人缘，有掌声，有尊重。不管是大爷大妈，还是帅哥美女，都抢着跟你搭手。
我见过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泥水匠老张，他在生活里沉默寡言，谁都可以使唤他，但在舞厅的舞池里，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舞步潇洒得很，那些年轻的妹子都抢着跟他跳舞，十块钱两曲，排着队跟他跳。
我也见过那个扫大街的李大姐，她平时穿着黄马甲，灰头土脸的，但在舞池里，她穿着漂亮的裙子，脸上化着淡妆，笑得那么灿烂，那么自信，三分钟一曲，跳完一曲又一曲，根本停不下来。
可是，一旦走出舞厅的大门，一切就都变了。
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熟人同事，一旦知道你经济条件不好，一个个都绕道而行，笑脸都懒得给你一个。
你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要么假装没听见，要么敷衍地点点头，然后快步走开。
你攒十年钱，可能都换不来一句真心的话，换不来一个真诚的笑脸。
为啥子？为啥子同样是一个人，在舞厅里和在生活里，待遇就这么不一样？是舞蹈太纯粹，还是现实太势利？我不晓得。
我只晓得，在这家舞厅里，我能感受到尊重，能感受到公平，能感受到那种被人当人看的尊严。
我追求的，到底是跳舞的快乐，还是那种被人尊重的感觉？我想，应该是后者吧。
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三百块钱，换了六十曲舞，一百八十分钟的逃离。
我掏出钱递给兰兰，兰兰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然后从包里掏出二十块钱，塞回我手里：“哥，今天看你心情不太好，这二十块钱你拿着，去买包烟抽。” 我没推辞，接过了那五十块钱，心里暖暖的，像揣了个热水袋。
走出舞厅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冷风一吹，我打了个寒颤，脑子也清醒了不少。
门口的霓虹灯还在闪，红的绿的，铁皮门又关上了，里头的音乐声还在响。
走在空荡荡的街上，我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还是阴沉沉的。但我心里却亮堂堂的，比舞厅的霓虹灯还要亮。
我知道，明天我还要去岗亭里上班，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还要为了那点工资奔波。
但我也知道，那家舞厅就在那里，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进去，花十五块钱买一张门票，脱下那个门卫的身份，做回我自己，做一个被人尊重的人。
舞厅从来不是天堂，它只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门外世界的残酷，照出了人情冷暖，也照出了我们心里那点不肯跪下的骄傲。
后来，我还是经常去那家舞厅，还是经常包兰兰的时间。
我们还是那样，跳跳舞，聊聊天，互相取暖。
我们都知道，这种公平和尊重，是短暂的，是虚幻的，但我们都需要它，就像沙漠里的人需要水一样。
前几天，我又去了那家舞厅。
兰兰告诉我，她老公的生意有点起色了，房贷还了一部分，她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用来这里跳舞了。
我听了，心里有点高兴，也有点失落。高兴的是，她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失落的是，以后可能就没人陪我跳舞，陪我聊天了。
兰兰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哥，以后我不来了，你也要好好的。有空的话，就来跳跳舞，这里的人都很好，都很公平。” 我点了点头，说：“晓得了，你也要好好的，照顾好老公和娃。”
那天晚上，我们跳了最后两曲舞，十块钱，六分钟，还是那首《心雨》。
音乐响起的时候，兰兰靠在我肩上，轻轻说：“哥，其实在这里跳舞，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能找到一点尊严。” 我嗯了一声，鼻子有点酸。
是的，尊严。这个在生活里很难找到的东西，在舞厅的暗灯里，在那些老掉牙的音乐里，在那些三分钟一曲的舞步里，我们都找到了。
走出舞厅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霓虹灯依旧闪烁，铁皮门依旧关着，舞池里依旧热闹。
我知道，这里永远是我们这些底层人的避风港，永远是那个最公平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在乎你是谁，只在乎你跳得好不好，只在乎你是不是开心。
我揣着兜里剩下的几块钱，慢慢往家走。
冷风依旧刮着，但我心里却暖暖的。
因为我知道，只要心里那点骄傲还在，只要那个公平的角落还在，我们就永远不会被生活压垮，永远不会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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