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王宝玉"词条、《党史纵横》、《燕赵老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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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5日,对于中国空军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这天中午12时09分,黑龙江某航空兵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驶一架歼-6战斗机正常起飞,执行低空特技训练任务。
飞机升空后不久,在雷达屏幕上突然消失了。
空军方面立即展开搜救,出动多架飞机在预定空域和周边地区反复搜寻,却始终找不到王宝玉和他的飞机的任何踪迹。
地面搜救队伍也同步展开行动,在可能的坠机区域仔细搜索,同样一无所获。
飞机失踪的消息逐级上报。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接到通报后,要求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动向,有任何消息立即按程序上报。
当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可能发生了飞行事故。低空特技训练本身难度较大,歼-6战斗机又存在一些设计问题,突然失控坠毁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可到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条消息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也揭开了新中国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的序幕...
要讲清楚1990年8月25日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必须先回到王宝玉这个人的成长经历上来。
王宝玉,1962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青岛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这里的人们性格大多豪爽直率。可王宝玉却是个例外,他从小就性格内向,不太爱说话,也不太合群。
不过,王宝玉有一个优点——聪明好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尤其在理科方面表现突出。
1980年7月,18岁的王宝玉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通过了空军的招飞考试,正式成为一名航校学员。
在那个年代,能当上飞行员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空军招飞的选拔标准极其严格,要经过层层筛选,包括身体检查、心理测试、政治审查、文化考核等多个环节。
据统计,当时的录取比例大约是万里挑一,能够通过选拔的人,无一不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王宝玉能够脱颖而出,说明他确实具备成为飞行员的基本素质。他的身体条件达标,心理素质过关,文化成绩优秀。进入航校后,他开始了系统的飞行训练。
航校的生活是艰苦的。学员们每天要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学习航空理论知识,掌握各种飞行技能。
王宝玉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出色,他善于钻研飞行理论,接受能力强,飞行技术进步很快。
1984年10月,王宝玉光荣入党,这标志着组织对他的认可。同年,他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正式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刚到部队的时候,王宝玉表现得中规中矩。他的飞行技术被部队评定为"中等偏上",这对于一个年轻飞行员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部队的领导和战友们也经常表扬他、鼓励他,希望他能够继续进步,在飞行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客观地说,王宝玉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脑子聪明,学东西快,对飞行理论的理解比较深入,实际操作也比较熟练。
如果单纯从业务能力的角度来看,他完全有条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可问题就出在他的性格上。
王宝玉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平时少言寡语,不善于与人交流,也不太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战友们想拉他一起聊天、打球、娱乐,他总是兴趣不大。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不太主动找他了。
更重要的是,王宝玉的自尊心极强,虚荣心也很重。他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总觉得自己能力出众,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更高的位置。一旦现实与期望出现落差,他就会感到失落和不满。
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仅仅有业务能力是不够的。飞行员需要团队协作,需要与战友密切配合,需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一个性格孤僻、不合群的人,很难真正融入这个集体。
王宝玉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飞行技术不错,就应该受到重用、得到提拔。至于人际关系、团队精神这些"软实力",他并不放在心上。
这种心态,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王宝玉同批入伍的战友们开始陆续得到提拔。有的当上了飞行中队长,有的当上了飞行大队长,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王宝玉呢?始终原地踏步。
这种对比让他的心理开始失衡。他不去反思自己在性格、为人处世方面的问题,反而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他觉得是组织不公平,是领导故意打压他,是别人在背后使坏。
这种想法一旦形成,就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越来越难以控制。
部队的领导其实早就注意到了王宝玉的问题。他们多次找他谈心,希望他能够调整心态,正确看待个人得失,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来。可王宝玉表面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领导们只是在敷衍他,根本没有真正重视他的诉求。
这种偏执的想法,让王宝玉与组织、与战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精神世界里,独自咀嚼着不满和怨恨,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
1988年,王宝玉的人生又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他结婚了。
按理说,结婚成家是人生大事,应该让人感到高兴和满足。可对于王宝玉来说,婚姻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成了新的烦恼来源。
王宝玉的妻子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跟他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人在一起,本应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结婚后不久,王宝玉就为妻子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在当时,军人家属随军是一项重要的福利待遇,可以让夫妻团聚,共同生活。可要落实这项待遇,需要在部队驻地为家属安排工作。
1988年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时期,地方上的各个单位都在进行体制改革,精简人员,打破"大锅饭"。这种情况下,为部队干部家属安排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王宝玉对此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他觉得自己是飞行员,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组织就应该把他的家属安置好。现在安置不了,就是组织不重视他,就是在亏待他。
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在各种场合发泄自己的不满。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的形象,也给身边的战友带来了负面影响。
部队领导对此很头疼。一方面,家属安置确实存在客观困难,不是部队想解决就能立刻解决的;另一方面,王宝玉的态度也确实有问题,一个军人不应该因为个人利益就满腹怨言。
经过多方努力,组织上终于在师部驻地为王宝玉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新的问题又来了——王宝玉在团里服役,妻子在师部工作,两地分居。
对于大多数军人来说,两地分居是很正常的事情。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性,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跟家属住在一起。很多军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照样把日子过得很好,把工作干得很出色。
可王宝玉不这么想。
他的妻子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这本来是优点。可在王宝玉眼里,这却成了让他不放心的因素。
他总是胡思乱想,担心妻子在外面会出什么问题。这种多疑的性格,让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焦虑和不安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宝玉想到了一个办法:调动工作。
他找到了自己的老领导——一位当年在团里工作、后来调任师里担任副职的首长,提出想调到师部驻地的飞行团工作,这样就可以跟妻子住在一起了。
这位老领导治军严格,作风正派。他听了王宝玉的想法后,非但没有答应,反而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老领导认为,王宝玉作为一名军人,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不是整天琢磨这些个人的小事情。
王宝玉当时表面上接受了批评,心里却很不服气。他觉得老领导不近人情,不体谅他的难处。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就在这之后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干部,名单里依然没有他的名字。
这一次,王宝玉把账算到了老领导头上。他认定是老领导在背后使坏,故意压制他,不让他得到提拔。
这种想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干部的提拔任用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王宝玉之所以没有被提拔,是因为他在综合素质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尤其是在人际交往、团队协作等方面表现不佳。
可王宝玉不这么认为。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外部因素,从来不反思自己身上的毛病。
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两人经常因为各种琐事发生争吵,感情越来越淡。
据说,妻子有时候会在吵架时说一些刺激他的话,比如说他"没能耐""窝囊"之类的。这些话深深刺痛了王宝玉那颗极度敏感的自尊心。
事业不顺、婚姻不幸、心理失衡——这三重压力交织在一起,把王宝玉逼进了一个死胡同。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偏执,越来越极端,脑子里开始冒出一些危险的想法。
1989年2月,团政治处经过综合考量,决定将王宝玉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这意味着组织已经注意到他的思想状况出了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和帮助。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被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这表明组织对他的信任度在下降,对他的使用也会更加谨慎。
可王宝玉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沉浸在自己的负面情绪中。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期,王宝玉的内心已经开始酝酿一个惊天计划。
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王宝玉的表现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这个变化来得很突然,也很彻底。原本满腹牢骚、怨天尤人的王宝玉,突然变得积极向上、勤勤恳恳了。
他不再发牢骚、讲怪话,工作表现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跟领导、跟战友的关系也有了明显改善,大家都觉得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部队领导对此感到欣慰。他们觉得,王宝玉终于想通了,开始走上正轨了。1990年5月,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撤销对王宝玉"思想工作重点人"的认定。
在领导们看来,王宝玉的转变是真实的、可信的。他们相信,只要继续做好思想工作,王宝玉完全可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假象。
王宝玉的"进步"是伪装出来的。在"积极向上"的外表下面,他的内心其实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就是:驾机叛逃。
王宝玉是什么时候萌生这个念头的,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1989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开始为叛逃做准备了。
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致、很周密。
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王宝玉开始暗中收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机场资料。他研究这些机场的位置、跑道长度、气象条件、空中航线等各种数据,并把关键信息牢牢记在心里。
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可王宝玉做得很隐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表面上,他表现得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配合,让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间,一步步把叛逃计划付诸实施。
那么,王宝玉为什么会想到叛逃这条路呢?
从他后来的交代来看,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对现状极度不满。在部队多年,他始终没有得到提拔,也没有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认可。这种长期的挫败感,让他对组织、对部队产生了强烈的怨恨。
第二,他对外部世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那个年代,一些所谓"自由""民主"的思潮对部分人产生了影响。王宝玉显然受到了这些思潮的影响,他幻想着到了西方国家就能出人头地,过上梦想中的生活。
第三,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容易走极端。王宝玉是一个极度自我的人,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会把责任推给别人。当他觉得在国内走投无路的时候,叛逃就成了他眼中唯一的"出路"。
当然,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叛逃的理由。作为一名军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都不应该背叛自己的祖国。王宝玉的选择,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确定了叛逃的目标后,王宝玉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往哪里逃?
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黑龙江,而他驾驶的歼-6战斗机是一种轻型歼击机,航程有限。以歼-6的油料容量,根本不可能从东北直飞台湾或者韩国、日本。
经过反复研究和计算,王宝玉最终选定了一个目标: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崴。
海参崴距离黑龙江只有500多公里,在歼-6的航程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海参崴附近有多个军用机场,方便降落。
王宝玉的计划是:先飞到苏联,向苏联当局寻求所谓的"政治避难",然后再想办法去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
这个计划看起来似乎可行,可王宝玉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1989年5月,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在这种大背景下,苏联不可能为了一个叛逃的飞行员而得罪中国。
王宝玉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不愿意去想这一点。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觉得只要逃出去,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1990年8月25日,王宝玉认为时机成熟了。
这一天,他被安排执行一次飞行训练任务,科目是低空特技。这种训练需要飞机在低空进行各种机动动作,难度较大,也给了王宝玉可乘之机。
登机之前,王宝玉做了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他把自己常戴的手表摘下来,交给一位航校时期的老同学,说是送给他做个纪念。
那位同学没有多想,以为他只是开个玩笑,就笑着收下了。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王宝玉在做最后的告别。
中午12时09分,王宝玉驾驶歼-6战斗机正常起飞,按照计划飞向预定空域。
到达预定空域后,他突然改变航向,脱离编队,将飞机高度降到100米左右,以超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雷达监测,径直朝着苏联方向飞去。
超低空飞行是一种高难度、高风险的飞行方式。飞机贴着地面飞行,稍有不慎就可能撞山或者触地。王宝玉能够顺利完成这段飞行,说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过硬。
12时45分,这架歼-6战斗机降落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至此,王宝玉的叛逃行动完成了第一步。可他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并不是他所期盼的"自由",而是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结局...
王宝玉驾驶的歼-6战斗机降落在苏联军用机场后,发生了一系列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
首先让人意外的是苏联方面的反应。这架中国战斗机穿越边境、进入苏联领空、降落在军用机场,全程竟然没有被苏联的防空系统发现。
王宝玉把飞机停在停机坪上,关掉发动机,打开座舱盖,等了十几分钟,才有一名苏联士兵注意到他。当苏联军方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整个远东军区都震动了。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也在紧急行动。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关于此事的消息,中方才确认王宝玉已经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迅速启动外交程序进行磋商。
8月26日,也就是王宝玉叛逃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哈尔滨紧急会面。双方就"8·25"事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王宝玉始料未及。在苏联人的安排下,他登上了一架飞机。可当他看清眼前的一切时,整个人都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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