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10日，古城西安的军用电台里纸带沙沙作响，一份电报从中南海飞来，只寥寥数句：“务必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发报人毛泽东，收报人廖汉生。读完电文，这位时任西北军区代理司令员的少将长出了口气：背后有主席撑腰，剿除“二马”就能放手去干。对毛主席的信任，他铭刻于心，后来无论顺境逆境，那几行铅字始终在脑中闪亮。

两个月后，青甘川边境枪声渐稀，“二马”覆灭，边民久悬的心落了地。清点战果时，廖汉生让参谋把缴获的美国造轻机枪仔细登记，“这些账得对得起中央”。在他的观念里，凡事要向主席有个交代，这既是纪律，更是感情。

时间滑到1967年1月。保定寒风凛冽，北京军区电话骤然响起，命令廖汉生次日回京。8日一早，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一群人推门而入，要求带他去西山大院“看大字报”。空气瞬间凝固。廖汉生放下茶杯，冷冷一句：“怎么安排，直说。”无人回答。司令员杨勇为缓场说了句“去看看也好”，可这并没改变结局。廖汉生交出随身小本，昂首离场，随后被隔离审查，那一关就是近四年。

石家庄的冬夜格外漫长。警卫记得，这位老将常伏在窗前，望着远处稀疏的灯火发呆。1971年底，他的子女把一封信递进中南海，信中写道：“父亲在院中，久病难医，恳请主席允其回京治疗。”毛主席阅后批示：“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周总理随即指示总政，廖汉生得以回到北京医院。此时他已瘦得脱相，却仍坚持每天翻文件，生怕落下中央精神。

1973年，总政复查小组把半柜材料逐件核实，所谓“罪名”全部澄清。当年12月，廖汉生正式复出，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南京酷暑难耐，他却频频跑团营，劝部队“少折腾，多练兵”，替基层挡了不少风浪。有人悄悄问他：“首长，您不怕再惹麻烦？”他摇头：“听主席和总理的话，没错。”

转眼1976年9月9日。上海疗养院的夜灯还亮着，南京军区值班室打来急电：“毛主席病重。”这个消息像闷雷炸在廖汉生心头。他披衣而起，上车前只说一句：“回南京！”午夜抵达司令部，他刚坐下，第二份电报送来——毛主席逝世。查看中央正式文件后，他沉默良久，才对值班军官吩咐：“立即开会，通报全军区。”

会后，他独自回到办公室，面对墙上那张熟悉的画像，泪水夺眶而出：“从投身红军那天起，我就跟着主席，没有他，哪有我廖汉生！”擦干眼，他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进京吊唁。就在此刻，一道中央紧急通知传到各大军区：除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人员一律不得进京。廖汉生不是委员。命令明白，可心中难安，他拿起电话直接拨通陈锡联。话筒那端刚响一声，他已开口：“就算抗命，我也要去北京参加追悼会！”这句掷地有声，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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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沉默片刻，低声回道：“我向中央再请示。”电话挂断。七天后，9月16日傍晚，陈锡联回电：“中央批准，你可进京。”得到许可，廖汉生连夜動身。抵京后，军委办公厅同志拦住他：“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他摆手：“没关系，站在外面也行，我必须在主席灵前尽最后一点心。”简短一句，让在场的人红了眼眶。

追悼大会那天，北京细雨。礼堂外，他端正军装，立在长队尽头。军号响起，他仅仅抬手敬礼，却用尽全身力气。旁人说，这位西北汉子手在微微发抖。等到灵车缓缓离去，他才长长吐了一口气，那握拳的右手掌心全是汗。

不少干部事后议论：为什么廖汉生敢冒“抗命”之险？答案其实简单，他把个人命运早就和党、和毛主席连在一起。1953年的那纸电报、1967年的那年牢狱、1972年的那道朱批，每一次关键节点，主席都给过他信任或保护。对廖汉生来说，进京吊唁不是仪式，而是一种必须兑现的情义。

1976年年底，他返回南京，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党委会，强调“按中央指示抓好战备训练，不搞花架子”。后来在军区传为一条铁规：廖政委审批文件，先看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再看是否利于部队；若两条皆否，必退回重写。有人笑他“较真”，他却常引用主席话：“不较真就要出问题。”

岁月推移，廖汉生逐渐淡出前线，但那股子耿直依旧。晚年友人问起1976年的“抗命”电话，他只轻描淡写一句：“那不是胆大，是心里放不下。”话音不高，却道尽一名老战士对领袖的深沉敬意和对信仰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