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8日的夜风透着湿冷，黄浦江面雾气翻滚，上海警察局督察处里却灯火通明。毛森坐在靠窗的皮椅上，看着手里刚收到的南京前线战报，神情阴郁。就在这天，巡捕房出身的老警官陆大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这座城市即将面临一场无法回避的大变局。
早在抗战胜利后，陆大公被调去警员消费合作社，当时他心里清楚——警务权力被抽空，等于是被晾在一边。可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段被“闲置”的时光，让他能四处奔走，与地下党建立隐蔽联系。1949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警委连夜把印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塞进信封，精准投递到每位警官家里。毛森收到“个性化警告”的那个上午，硬是端着茶杯装镇定，可杯底的茶叶始终浮不起来，他的手在抖。
进入5月，形势已肉眼可见地崩塌。南京失守，杭州告急，蒋介石仓促离沪。毛森却奉命“留守”，外界一片风声鹤唳，他却在局里加派哨兵，把所有电话线接入自己办公室，想抓住最后的指挥权。谁都没料到，5月24日清晨，他竟主动请出同僚陆大公，提出让陆暂代局长，理由是“撤退需要过渡”。一句话把所有人听愣了：昔日雷霆手段的毛森，竟会把烫手山芋交给昔日下属。
陆大公表面恭敬，心里却快速盘算。他和地下党肖大成通了气，得到的指示只有八个字：接任局长，相机起义。于是，当天下午，他穿着那件旧呢子大衣，走进局长办公室，先把义务警察指挥权收回口袋，又派人控制户籍档案室。警察局内部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这样悄然倒下。
毛森并未及时离开，他坐镇三楼“局长室”，隔一会儿就用内线电话喊一句“陆代局长，到我这里来”。这种咄咄逼人的监视，让整个大楼空气都变得稀薄。向来温吞的户籍科副科长这时跑来报信，说毛森命令销毁十万卷户籍册。陆大公一听，压低嗓子：“档案必须保住，你告诉同事，只听我的。”短短一句，既是命令，也是背水一战的宣言。
傍晚四点多，一通急电打到机动车大队，毛森要求沿苏州河岸布炮火封锁。电话刚落，肖大成回一句：“机动车大队拒绝执行。”对话不过十几字，却像一记闷雷，让毛森脸色铁青。局势瞬间失控，他的“护城炮火”被人接管了。
毛森还是不走，偏要赖在局里给自己壮胆。陆大公见状，索性将计就计。他捧着最新情报图，一本正经地告诉毛森：“陈毅大军攻来了，从苏州河北岸直插市中心，要封死吴淞口。”毛森猛地一哆嗦，嘟囔：“陈毅用兵如神，这可糟了。”他顾不上分辨真假，抓起桌上的皮箱，带着两名亲信踉跄下楼，钻进轿车绝尘而去。警察局长室的灯，就此熄灭。
5月26日，苏州河以北已成解放军掌控区。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李士英派张文炳先到警察局摸底。听说陆大公不仅交出公章，还把十万卷户籍档案完好无损保存，李士英当即决定让他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顾问。陆大公这才长舒一口气，暗自庆幸档案没被付之一炬。
翌日清晨，陆大公被引入静安寺路一栋灰砖小楼，见到了陈毅。司令员起身握手，语气平和：“上海交通错综复杂，陆先生熟门熟路，多提建议。”意外的是，陈毅没有盘问过往，只关心如何尽快恢复城市运转。几十年警务生涯里，陆大公头一回感受到被平等对待，他压抑许久的话脱口而出：“南京东路太窄，车马乱成一团，黄包车和卡车最好分流。”陈毅听完，笑着拍了拍桌子：“办！”
六月初，新的交通政策草案就摆上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桌。陆大公参与起草，划分出人车分道、单行线等规则。外滩雪白的沙袋被撤下，街口的红绿灯再次亮起，一辆辆有解放军标识的卡车在南京路轰鸣而过，车厢里装的不是炮弹，而是大米和布匹。
后来的日子里，陆大公常在公安局的长廊里踱步。他那句半是自嘲半是感慨的话被同事们记住：“我在上海做过美英的捕头，也做过日伪的警长，最后却在人民政府手下，把这份差事当成了真正的事业。”从1949到1959，他主持整理旧档案、培训青年公安干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时不时被请去公安学校讲课，给新警讲述“那一夜”的惊心动魄。
1992年深秋，陆大公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时，找到一枚当年未舍得丢弃的警察局旧徽章，铜质已发黑。旁边有张泛黄纸条，只写了六个字：档案完，城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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