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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教授和作家许知远“吵”起来了。争吵点之一是许知远推崇有深度、有层次的思考和表达,说当下人们不羞于无知,浅层表达已到了“通货膨胀”的地步。毛尖则用一贯的机智俏皮瓦解了许知远的质疑,并说“这个时代好像配不上你,但我很喜欢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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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什么样?栏目身处时代何处?这是两个无法简单回答甚至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谈深度报道,会不自觉地让笔者带入许知远的视角,因为讲深度报道时就会蹦出深刻、思考、可能性等理想主义的美妙词汇。然后,又在这些理想的词汇中陷入自证,以至于虚无、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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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此次盘点就用一些对深度报道常见的“微词”来做总结,用“他话”以“自说”——

笨重。在崇尚短平快的时期,整版、几千字的体量在自认为的重量中显得笨拙。这种笨重,不只体现于呈现方式,还贯穿于成稿全过程:不简单汇总编辑而是直插现场,不走马观花而要采访足够多的数量,不只做“切片”且不刻意煽动情绪而极力挖掘背后的前因后果乃至时代背景……梳理下来,是否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新闻报道应该做的?

举个例子——近几年极端天气频发,旱涝灾害增多且程度加深。但如果不深度调研且做全面报道,我们接触的关于旱涝的信息恐怕是轮番推送的干旱或暴雨预警却少有血肉的一则则消息,或者是用背景音乐和剪辑效果渲染,且用部分极端地区代表全部受灾地区的催泪短视频。对此,只在今年,《脉动》栏目记者们就多次进入一线深入调研,用《卖粮》《小麦第一省闯旱关》《抢收》《救“熟”》《草原、干旱与牧民生计》等报道相对全面呈现了极端天气对农业的影响及可能的应对方案。每篇报道必抵达现场,争取多点位采访,捕捉和探究更全面的信息,坚持这些笨拙的做法,就是希望读者能通过我们的眼和笔,比较真实全面地知道彼时彼地真正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一味的自我想象中去定义一个复杂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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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在去年的盘点中,栏目浓情蜜意地说“深度,不止在篇幅之大,而在内容之深,思想之度”,因为只有内容和思想“才能在热闹之时留下冷静的思考,在一个点中找到更大的切面”“才能抵抗平庸、同质化和泡沫”。但我们也知道,一些文章在读者还没看到多深的度、多巧的思时,就已被轻巧地滑走了。一想到这个场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的背景音乐就在脑中悄然响起。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深度报道的“黄金时代”已过之后的荒凉与神伤,而是时至今日且发生已久的文字之问,纸媒之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作怀念,只有前行。作为记者,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得更好一些,避免读者在一堆碎片中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事件,或看不到一个有价值的引导。

今年,栏目里的很多文章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促使我们扎到不同的现场的动力之一。比如,林业碳汇下,空气怎么卖钱?中国的数字游民为何喜欢往村里“游”?哪些因素促使那么多村支书载歌载舞地变为“网红”?生育还是农村女性的“天职”吗?为什么会有一群人跑到海南去以种地为生?这些问题意识背后,不仅是保持好奇心的记者去发现新现象、讲述新故事,还有转型社会之大江大河中,记者以新近发生之消息为线索,探寻新事物的出现和秩序价值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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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纸媒文字记者尤其是深度报道记者,近些年经常面临至少两组争论。一是内容和形式之争。坚持内容创作的人,会强调内容为王,形式只是载体,相信最终留下的或者大家最终喜欢的还是人性、价值、思想等等深刻和本质的东西,也相信人们会跟随内容而思考。二是主流与“非主流”间的流量之问。其实,“流”本身就意味着动态和不确定。一方面,我们希望所创造的内容能抵达更多人的内心,另一方面,“人人都有麦克风”,大家都在创造内容,也在聚集着裂变式的流量。

那么,形式与内容是否必然二元对立?我们的报道如何与流量对话?以近几年《脉动》栏目持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系列为例,《诗人白庆国和他的朋友们》、王计兵专访《诗意王国里的外卖小哥》、关于杨本芬的《当她拿起了笔》、写李文丽的《家政女工梦雨的梦》,还有《田鼠大婶,在田里写作》《还是那个范雨素》《“沂蒙二姐”的活法》《王柳云的“那座海”》……其实,早在“新大众文艺”这个热词还未提出时,栏目就已经捕捉到这个涌动的现象了。在面对这个现象时,一方面,每个人的爆火都成为一个热点,我们在同题竞争中试图用更新的角度、更深的思考去展现报道的价值,也用新的写法甚至新的媒介形式共创一篇报道;另一方面,我们报道的效果可能不及这些创作者们自带的流量,但栏目为这个抢眼的社会现象钩沉了部分历史,毕竟一个个普通人的不普通瞬间的汇聚,才变成不可忽略的现象。而且,普通人的流量也是靠媒体发酵而生发的,他们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也意味着我们的报道与他们的流量之间产生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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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相信内容为上,也注重探索各种写作方式和呈现形式。同时,我们也将继续让更多如“新大众文艺”系列中的普通人被更多人看到。

毕竟,我们说的是自己的话,但说的都是为他人的话。这是一个写广大农民故事的栏目的初衷。是为自说,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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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我们讲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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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小海相亲的第15年了。

对于打工诗人小海来说,“写诗”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生活的孤独感,但在相亲市场上,他从来不会主动提“诗人”的事儿。“人家以为你是神经病。”

几年前,还在痛苦边缘挣扎的他写了一篇《一个大龄落魄文艺男青年的乡村过年日记》,里边用一句话总结:“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无解的魔咒和难渡的劫,尤其关于命运与爱情。”

从“学失,求诸洋”到“学失,求诸野”。2022年那个炎热的8月里,“乡村访问学者计划”在福建省屏南县四坪村低调又热烈地启动了。“以乡村为方法”,从乡村发现中国,不仅是学术生产方式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现实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寻找道路的过程。

人工成本攀升与利润空间压缩、技术替代与就业结构失衡、规模经营与土地细碎化冲突,在甘蔗的甜与产业的苦之间,看见蔗农个体的生存境况,也窥见整个糖业产业链的运转逻辑。

十几年过去,数不清的黄火秀选择“漂”到这里,海口、三亚、乐东、陵水,北纬18°上下,环岛的黄金位置勾画出热带高效农业“竞技场”,吸引着大批外来者到此投身农业。就像所有选择来到这里种地为生的“外地人”一样,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不仅是一个新的机会,还有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在农业这个变数很多的行业里,用确定的勤劳获得应得的财富,把生活紧紧握在手掌中。

“这是什么吗?这不是什么。这是……”这样的句式在吕玉霞的短视频里多次出现。这种矛盾又统一的写法,本是她常用的作诗结构,但也像极了她恒定又圆融的生活态度:我是农民,就做好农民该做的,但农民又不只是一个样子。通过交流,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沂蒙二姐”能被那么多人所喜欢,因为她的能量不仅在诗里,还在诗外,在她生活的落脚处,在安身立命又精神自由的自洽中。

“我们这代人,是非常能吃苦的,过去了也就结束了。”在老田和冬梅看来,50岁是个分水岭,这一时期他不仅要兼顾家庭和工作,还要默默接受日渐苍老的身体和力不从心后的无奈。

他们是被时代夯进地底的桩基,当青春与血汗凝结为都市里的钢筋铁骨,便化作城市根系里沉默的养分。对他们来说,所谓暮年,不过是生命以另一种形态,继续在人间烟火中深深扎根。

就在大名县市场监管局调查和整理案情期间,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市场监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一)》。对照清单,张骏贤此番售卖过期食品的行为属初次违法,经营的涉案过期食品货值金额不超过500元,且非餐饮环节。

最终,大名县市场监管局认定,对张骏贤此次售卖过期面包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老张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从以罚代管到以管代罚——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

在农村粮食流通领域,存在着众多中间商活跃于田间地头,他们直接在收割现场收购粮食,或走街串户,或待价而沽,随后将收购的粮食转卖给大型粮库、仓储基地或加工厂。

3天,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梁四清的1200亩麦子便收割完毕。晚饭时,她敬了一起收割的伙计们一海碗酒。与麦粒同时归仓的,还有她从今年开春以来就悬着的心。

高温,少雨,大风,今年小麦经历的,是她记忆中没有经历过的干旱。

梁四清包的地在黄河滩边,土质是保水性较差的流沙土,需要不停浇水才能保证小麦如期生长。一个春天,12台卷盘式喷灌机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眼下的荔枝采收季里,整个高州都在经受速度的考验。在这样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段里,既要集中采收,完成商品化处理,又要找到合适销路,卖得又好又快,对于这个链条上的每个环节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随着《长安的荔枝》播出,剧中“天宝荔枝贡”的原产地之一广东高州也随之“走红”,与此同时被关注到的,还有荔枝流通保鲜的“千年难题”。

平凉市文联、妇联主办了“李文丽文艺创作暨新文艺群体工作座谈会”;崇信县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聘请李文丽做名誉副校长;崇信县商务局下属电商中心找到李文丽,希望她可以帮忙推介家乡的农产品;甘肃的读者出版社为李文丽出版了新书《我在北京做家政》……李文丽怎么也没想到,她这个打工返乡的农村女人会受到家乡如此多的关注。

因为一句“种完麦子往南走”,河南农村妇女秦士芳成为走红网络的“麦子阿姨”,在大冰的牵线帮助下,她“离家出走”到云南西双版纳,迎来64年里的第一个暖冬。

尽管回归故乡后,她依然是守着土地过日子的农村妇女,但却有了考驾照、学画画、参加骑行队等兴趣爱好,更为重要的是之后的某一天,秦士芳准备再次启程,继续她的“出走计划”。

很早以前,刘诗利从《小学生作文》里读到过一篇描写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文章,那个时候的他20多岁,在老家河南省濮阳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几十年后,五十多岁的他来北京打工,第一次站在图书大厦里,望着浩如烟海的书籍和川流不息的人,那些梦里揣摩过无数次的文字瞬间具象化,“那么大,比县城里最大的新华书店还大上许多”。

人们来不及伤感,紧张、忙碌的灾后生产恢复,填满了所有农民、农技人员和广大基层干部的生活。大家不想被这场雨耽搁太久,农时不等人,洪水退去之后,与自然争抢时间的战斗才真正开始。农业生产从来就是一场跟大自然无止境的较量与搏斗,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场与自然灾害不断赛跑的过程。如今,随着制度的完善、设施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只能被动承受。当排水泵在泥泞中轰鸣,无人机在田埂上空穿梭,保险理赔快速落地,农技专家奔走田间……这一切,都让农民在面对天灾时,不再是赤手空拳,终于有了跟自然平等对话的底气。

在社交媒体上,龙潭是福建屏南深山里一个闪着光的名字:它是“福建版有风的地方”、土墙黛瓦、柿子火红、艺术氛围浓厚,吸引了无数渴望“诗与远方”的“城里人”。

老村民们惊喜于自己的村庄有了这么大的发展,新村民们却在惊喜之余有了一丝忧虑。就在它成为“拍照打卡村庄”之前,新村民们争相前来的原因本是关于新型社区实践的一个理想主义之地,一个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深度思想交流、畅想艺术可能性的世外桃源。而如今,村庄却朝着一条通向更庞大的商业体量、更可观的收入的道路奔跑。

世界很大,这一次杨春林想跑着回家。

身为苗族设计师,离开家乡的17年里,杨春林参与、举办过很多场时装秀。曾经他亲手将苗族绣片带出大山,渴望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苗绣技艺、看懂苗族文化。而今,他却想把T台搬回家乡,让世界的目光重回民族文化土生土长的地方。

“世界上本没有‘村T’,走的人多了,才有了‘村T’。”

急急急!黄淮海连阴雨打乱安徽濉溪秋收节奏,土地泥泞致机械难下田,玉米储存风险陡增。提前开沟防涝、调度履带式收割机抢收、烘干厂24小时连轴转、二次烘干缓解压力……各级干部、种植大户、农机合作社、烘干个体的主动出击正是应对极端天气的有效突破点。

采访那天,阴沉的天又渐渐下起细雨。

今年,河南部分地区的烟叶种植先是遭遇了干旱,又在收获期经历多日的阴雨。蒋亦橙和同学、老师们在社交媒体上对烟农的帮助,可能无法完全抵挡天气变化带来的巨大变数,但他们的接力提醒了部分烟农,来年在种植时要适时调整技术去和天气进行合作。

魏本涛是有40年放映经验的老放映员,又有家传的厨艺傍身,妻子还在村里组织了一个小腰鼓队,十里八村谁家“过老”,做酒席、放电影,经常会找他帮忙。

这些年,魏本涛见了一场又一场生离死别,他说自己并没有太多特别的记忆——“人‘走’了,死者为大。不管年老年轻,毕竟人的一生结束了,悲伤归悲伤,都是要好好送上一程,这是人之常情。”

过去几年里,内蒙古草原遭遇多年罕见持续干旱,草场退化、草料紧缺重创牧民生计。牧民们在试探中寻求生机,或长途走场租赁草场,承受高成本与奔波之苦;或留居原地买草喂养、寄养牲畜,部分尝试更换养殖品种转型。

陈松福的家乡,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全国首个杉木之乡、首批“中国竹子之乡”、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县,全县林地面积249.4万亩,森林覆盖率80.37%。从2012年我国着手启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至今,对于这里的林农而言,“森林碳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了。

当年,镇林业站迅速制止了陈松福想要集中复印林权证的行为,陈松福没能成为自己想象中的“暴发户”。时至今日,森林碳汇交易是否还在编织“一夜暴富”的神话?

2023年,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野猪被正式除名,这意味着捕杀野猪无需再申请狩猎证。陕西省、四川省等地随之发布招募野猪捕猎队伍的公告,一批“赏金猎人”应运而生。

作为陕西省渭南市“城市猎人”护农队的队长,张腾飞所面对的不仅是“赏金”难以覆盖日常流水般的花销的困境,还有亲历“猪狗大战”后对生与死的重新思考,以及当新鲜感消退后,在兴趣与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

故事,未完待续……

作者:《脉动》栏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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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张燕 编辑:何沁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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