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天，一到深秋就跟泼了冰碴子似的，刮起风来能把人骨头缝都吹透。要说现在东北的砂舞厅，老炮儿们都得摇头叹气，沈阳当年那叫一个火，舞厅密度不输川渝，一票跳三曲，门口排队能排到马路对面，红男绿女挤得水泄不通。可如今呢？灯牌拆得七零八落，想找个地方晃一晃，都得买张高铁票往长春跑——就因为蝶恋花还在蹦跶。
我叫老周，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年轻时候也是舞厅里的常客，后来厂子倒闭，蹬了十几年三轮车，腰弯得像张弓。上个月实在憋得慌，听老街坊说长春蝶恋花还挺热闹，揣着三百块钱，坐高铁哐当哐当就去了。
出了长春站，打了个车，师傅一听我要去蝶恋花，咧嘴笑了：“老哥是来跳舞的吧？那地方，晚上八点一开门，舞池挤得跟罐头似的，大爷大妈、小年轻都往那儿钻。” 车开到南关区大经路和长春大街交会处，老远就瞅见蝶恋花的招牌，红底白字，不算多显眼，却透着一股子老东北的实在劲儿。
门口没什么花哨的吆喝，就摆着个小桌子，一个大爷坐在那儿收门票，五块钱一张，童叟无欺。我递过去五块钱，大爷给我撕了张票，指了指里头：“进去吧，里头暖和。” 一脚踏进门，一股混合着烟草味、廉价香水味和暖气片热气的味道涌了过来，跟我年轻时候沈阳舞厅的味儿一模一样，一下子就把我拽回了几十年前。
舞池比我想象的还挤，男男女女搂在一起，跟着音乐慢悠悠地晃。大爷们的皮鞋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小姐姐们穿着莎莎裙，转起圈来裙摆飞上天，看着就喜庆。十块钱三曲，每曲三分钟，水吧里的可乐五块钱一瓶，不算贵，钱包不肉疼。老板是个懂人心的主儿，灯光调得不晃眼，不至于让人晕头转向；音响声音也刚好，不轰头，说话不用扯着嗓子喊；地板更是天天打蜡，亮得反光，就算不小心摔一跤，也不心疼。
我找了个角落的卡座坐下，点了瓶可乐，慢慢喝着，眼睛却在舞池里瞟来瞟去。舞池里的人，啥样的都有。有头发花白的大爷，搂着个中年大姐，步子迈得稳稳当当，脸上带着笑；有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跟个小姑娘跳恰恰，腰扭得灵活，引来一阵叫好；还有些中年人，穿着工装服，一看就是刚下班，脸上还带着疲惫，可一进舞池，眼神就亮了。
正看得入神，一个穿着红毛衣、黑裤子的大姐走了过来，约莫五十岁的样子，脸上带着和气的笑：“老哥，跳一曲不？十块钱三曲，保准让你跳得舒坦。” 我摆摆手，笑着说：“妹子，我老了，腿脚不利索，就坐着看看。” 大姐也不勉强，冲我笑了笑，转身又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后来我跟旁边一个嗑瓜子的大爷唠嗑，才知道这大姐姓王，家在农村，男人卧病在床，孩子还在上大学，她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大巴来蝶恋花跳舞，挣点钱补贴家用。“这儿的规矩好，” 大爷嗑着瓜子，唾沫星子乱飞，“明码标价，不坑人。不像有些地方，舞没跳几首，就变着法儿要钱。在这儿，十块钱三曲，跳完拉倒，想请舞伴出去吃个饭，也真就只需要付个饭钱，啥红包、服务费，压根没有。”
我听了心里头咯噔一下。这话要是搁别的地界，简直不敢想。别的地方请舞伴出去，那叫“出台”，饭钱你掏是本分，完事还得塞红包、给服务费，少一分钱都得遭白眼。可在长春蝶恋花，这事儿就纯粹得让人心酸——就是找个伴儿，吃顿热乎饭，聊聊心里话，之后一拍两散，互不相欠。
那些从黑龙江、内蒙赶来的姑娘，一个个背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倦意，可一进舞池，就换上了笑脸。她们跟揣着几十块钱想找人说说话的大哥大叔，就在这几首歌的时间里，达成了一种极其廉价却又无比真实的默契。没有谁看不起谁，没有谁算计谁，大家都是为了一口饭吃，为了心里头那点憋闷的情绪，找个地方发泄发泄。
可谁能想到，这么个热闹的地方，背后还藏着不少血淋淋的事儿。旁边那大爷嗑着瓜子，跟我讲起了蝶恋花那些年的治安事件，听得我心里头直发毛。
“你晓得不？2009年那会儿，这儿出过炸弹假警。” 大爷压低了声音，“那天下午一点半，警方接到个匿名电话，说舞厅里有炸弹。好家伙，当时里头将近八百人，警方紧急疏散，警犬都来了，搜了半天，啥也没找着，才知道是假警。那回可把人吓坏了，好多人好几天都不敢来。”
我点点头，这事儿我好像在新闻上瞅见过。
大爷又接着说：“还有更吓人的。2010年九月二十号晚上，都十一点了，舞客颜晓亮他们几个人，跟个女舞客要手机号，人家不给，就在门口跟保安起了冲突。你猜咋着？颜晓亮那伙人直接掏出刀，把一个保安捅死了，还有两个保安受了伤。后来警察四天就把人抓着了，这事儿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好多人都说蝶恋花太乱了。”
我端着可乐的手，抖了一下。
“还没完呢，” 大爷叹了口气，“2011年五月十一号晚上八点，里头两伙人，为了争一个女舞伴，直接在舞池里打起来了。有个叫孙某的，掏出刀就把另一个叫李某的捅死了，捅完人就跑了。后来过了十二天，他在舅舅的陪同下自首了。那回之后，舞厅管得严了不少，抽烟都不让了，通风也改了改。”
我看着舞池里那些笑着、跳着的人，心里头五味杂陈。谁能想到，这么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竟然藏着这么多血泪往事。可就算是这样，还是有这么多人往这儿跑，为啥？还不是因为生活太难了，太憋屈了。
舞池里的音乐还在响着，是那首老掉牙的《纤夫的爱》。王大姐正搂着一个大爷，跳得正欢，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朵花。我看着她，突然想起网上说的那句话：现在的社会就业入职艰难，舞女也是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决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标签去评判她们。舞女，说到底，也是一种职业。
那些从外地赶来的姑娘，她们背着的，是家里的重担；那些揣着几十块钱来跳舞的大哥大叔，他们兜里的，是生活的窘迫。在蝶恋花，他们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听别人的闲话，只需要花十块钱，就能跳上三曲，就能找到一个愿意听自己说话的人。
我想起沈阳那些拆了的舞厅，想起那些曾经的热闹，心里头一阵发酸。沈阳的遗憾，长春蝶恋花给补上了。可这补上的，又何尝不是底层人的无奈呢？
舞厅不是怀旧博物馆，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地方，它是活过来的快乐老家。在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尔虞我诈，只有明码标价的陪伴，只有实实在在的温暖。
我坐了一晚上，看着舞池里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王大姐跳累了，坐在我旁边的卡座上，掏出零钱一张一张地数着，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今天挣了两百多，够给孩子买两本辅导书了。” 她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那些所谓的治安事件，那些所谓的混乱，都掩盖不了这个地方的厚道。在这个连谈感情都要先算计投入产出比的年代，蝶恋花里这种明码标价的“陪伴”，反倒显出一种久违的真诚。
走出蝶恋花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东北的风更冷了，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我抬头看了看天，天上的星星很亮。我摸了摸兜里剩下的钱，还有两百多。
明天，我还来。
不为别的，就为了这股子实在劲儿，就为了这能让底层人喘口气的快乐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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