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军当年的残暴,大伙儿总觉得那是人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一时失控,这想法太天真了。真相往往藏得更深,当你瞧见日本妇女在车站热火朝天缝制“千人针”腰带时,心里就该亮堂了:那股子杀戮的邪念,压根就是从自家炕头上就开始孕育的。

咱们把目光投向1941年的山梨县,一个三年级小学生,作业本上工工整整写着“长大当兵,为天皇陛下效劳”,老师二话不说给了个大大的满分。这事儿绝非偶然,早从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那天起,整个日本的教育就成了只进不出的死胡同。女孩儿入学率在1912年就飙到了97%,打六岁起,她们脑袋里就被灌进了同一套东西。教室墙上挂着哪路神仙?不是世界地图,尽是些“忠臣义士”的画像。老师讲的第一课,也不是识字算数,而是指着那些剖腹自尽的武士说:“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人。”教科书全由国家统一编写审核,每一页都在嚷嚷:日本是神的国度,天皇是活神,为神去死是无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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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女孩长大后成了母亲、妻子,她们把这套逻辑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1937年,有位母亲送儿子入伍,车站人山人海,她既没流泪也没拥抱,扯着嗓子喊:“去吧,为天皇战死沙场,那是咱全家光荣!”周围人跟着鼓掌叫好。这就是教育结出的“硕果”,短短不到七十年,无数母亲被硬生生改造成了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

再看看1937年12月的东京上野车站,一群穿着白围裙的女人站成两排,手里拿块绣着老虎的红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千人针”。找一千个女人每人缝一针,传说这腰带能防弹,尤其是没生过孩子的女人缝的,效果更“灵验”。这哪是民间迷信?分明是有组织的国家行动。女学生被老师拉来排队,针扎进肉里,血渗进红布,没人当回事。从1901年奥村五百子搞起“爱国妇人会”,到后来“国防妇人会”那身标志性的白围裙,再到1942年合并成拥有2000万会员的“大日本妇人会”,九成日本女性都被裹挟其中。她们捐飞机、捐大炮,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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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有个叫井上千代子的女人,丈夫井上清一中尉要上战场,她为了不让丈夫有牵挂,竟割腕自杀,年仅21岁。遗书里写得冠冕堂皇,日本媒体封她为“昭和烈女”,学校让学生学,电影拍给士兵看,全为了一个目的:坚定杀人的意志。女作家也不甘示弱,像吉屋信子那样的人,跑遍中国战场写文章摇旗呐喊。她们疯了?没有,她们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从小受的教育。

这种教育直接把客厅变成了兵工厂。1938年3月,日本政府发个文件,规定家庭怎么过日子:全家要向皇宫磕头,过节挂国旗,穿衣要朴素,省下钱来捐给国家。1942年文部省更是直接要求母亲培养“军国之母”,教孩子要有“殉国精神”。1940年日本还搞了个《国民优生法》,规定“素质差”的必须绝育,健康人得多生,生不出来还要判刑。家庭彻底变成了生产士兵的流水线。孩子听着武士切腹的故事长大,18岁拿起枪,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他心里会有哪怕一丝犹豫?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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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日军冲进一户民宅,一对夫妇、一个老人、三个孩子,刺刀下去,全没了。士兵擦擦血,点根烟,脸上一片漠然。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六周,30万条鲜活的人命没了,2万女性惨遭蹂躏。这暴行背后,是他母亲从小教的,是他妻子出征前嘱咐的,是整个日本社会女性用行动撑起来的。

为了所谓的战争需要,冈村宁次1932年在上海搞起“大一沙龙”,那是全世界第一个慰安所。为了解决士兵的兽欲,他们强征了24万到28万中国妇女。731部队在哈尔滨用活人做实验,每年几百人惨死在手术台上;河北定县北疃村800多村民被毒死在地道里;18个省被扔下化学弹超过2000次;1500万劳工被抓走,死亡率高达三成。这一桩桩一件件,听着都让人头皮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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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945年3月,战火烧到了冲绳,222名女学生和18名老师组成“姬百合部队”,大部分死在了前线。同年8月,日本甚至要求女性学竹枪格斗,口号是“杀死一个美国兵再死”。这时候刺刀扎到自己身上,她们知道疼了,知道怕了,可惜太晚了。8月15日投降那天,那些组织一哄而散,女人们又变回了母亲、妻子。可千万别忘了,日军当年在中国之所以禽兽不如,是因为教他们做禽兽的,正是她们。这个国家,那是彻头彻尾地病入膏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