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圣武记》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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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的深秋,天山北麓的草原开始泛黄。

清军主将兆惠在自己的大帐中展开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密旨,烛光摇曳中,纸上只有简短的八个字:"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

这道密旨背后的故事要从两年前说起。

当时,随着准噶尔汗国最后一任可汗达瓦齐的被俘,这个存在了近百年的游牧帝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清军将士们以为大功告成,北京城里也是一片庆贺声。

然而,阿睦尔撒纳的叛变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这位曾经帮助清军灭掉准噶尔汗国的蒙古贵族,在胜利的果实即将到手时突然翻脸,重新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更让乾隆皇帝愤怒的是,许多已经投降的准噶尔部落也跟着起来造反,仿佛之前的归顺都只是假象。

这道密旨就是乾隆皇帝对这种"背叛"做出的最终回应。

对他来说,仅仅是政治上的征服已经远远不够,他要的是彻底的、永远的安宁。

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准噶尔这个民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场史无前例的种族清洗在天山南北全面展开。

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在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数十万准噶尔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一个曾经雄踞西域近百年的强大民族几乎从此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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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帝国的最后时光

要理解这场灭族震撼世界的原因,必须先了解准噶尔汗国曾经的辉煌。

在18世纪中叶的欧亚大陆上,准噶尔汗国是少数几个能够与清朝、俄国这样的大国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

准噶尔部的崛起过程颇具戏剧性。

明朝末年,中原战火纷飞,各路诸侯忙于争夺江山,很少有人关注遥远的西域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做巴图尔珲台吉的蒙古贵族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巴图尔珲台吉是一个极其精明的政治家。

他深知,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仅仅依靠武力是无法生存的,必须学会在各大势力之间巧妙周旋。

无论是东方的明朝和新兴的清朝,还是北方日益强大的沙俄,巴图尔珲台吉都能找到合作的可能性,为自己的部族争取最大利益。

这种外交智慧为准噶尔汗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巴图尔珲台吉的经营下,原本分散的卫拉特蒙古各部逐步走向了统一。

更重要的是,准噶尔开始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这为汗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到了噶尔丹时代,准噶尔汗国的雄心开始显现。

噶尔丹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智慧,更拥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统一卫拉特蒙古,而是要重建一个能够与历史上的蒙古帝国相媲美的强大政权。

这个梦想并非空中楼阁。在噶尔丹的领导下,准噶尔汗国的疆域迅速扩张。

西抵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达吐鲁番,南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整个新疆和中亚的大片土地都纳入了准噶尔的控制范围。

在最强盛的时期,准噶尔汗国的面积超过5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六十多万,这在当时的游牧社会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准噶尔汗国奉藏传佛教为国教并对西藏有影响力,这一点对其政治地位极其重要。

在蒙古世界中,宗教权威往往与政治权威密切相关。

噶尔丹获得了五世达赖喇嘛授予的"博硕克图汗"称号,这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对准噶尔汗国合法性的重要确认。

在经济层面,准噶尔汗国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

汗国控制着连接中亚、印度和中国的多条重要商道,丝绸之路的许多关键节点都在其掌握之中。

这种地理优势为准噶尔带来了丰厚的贸易收入,同时也让汇国能够接触到各种先进的技术和思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准噶尔人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成就。

与传统游牧民族不同,准噶尔人很早就意识到火器时代的到来。

通过与俄国人的贸易往来,他们不仅获得了先进的火器,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技术。

准噶尔的火器制造水平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

他们不仅能够生产各种类型的火枪,还掌握了火炮制造的核心技术。

一支装备了数百门火炮的军队,在18世纪中叶的亚洲是极其罕见的。这种技术优势让准噶尔军队在与周边势力的战斗中经常能够以少胜多。

在文化层面,准噶尔汗国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虽然信奉藏传佛教,但准噶尔人并没有完全抛弃蒙古传统文化。

相反,他们成功地将佛教文明与蒙古传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体系。

准噶尔的文学艺术成就特别突出。

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史诗作品,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和英雄的事迹。

这些作品不仅在蒙古世界广为流传,甚至传播到了中亚其他民族中间。

准噶尔的音乐和舞蹈也独具特色,融合了草原文化的豪放和佛教文化的庄严。

在建筑艺术方面,准噶尔人也有不俗的表现。

虽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的建筑多以帐篷为主,但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准噶尔人也建造了不少固定建筑。

这些建筑既体现了蒙古传统的特色,又融入了中亚和西藏的建筑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准噶尔汗国的教育体系也相当完善。

除了传统的蒙古文化教育外,汗国还特别重视佛教教育和实用技术教育。

许多准噶尔贵族都能够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包括蒙古语、藏语、汉语,甚至俄语。

这种多语言能力为准噶尔人进行国际交往提供了重要优势。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颇有成就的政权,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彻底消失了。

这种巨大的反差,正是后来震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三代帝王的宿命对决

清朝与准噶尔之间长达七十年的较量,堪称世界军事史上最持久的帝国对抗之一。

这场较量不仅跨越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朝皇帝,也见证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多位准噶尔英主的兴衰。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噶尔丹领兵三万出科布多,东征喀尔喀三部。

这一事件标志着清准冲突的正式爆发,也开启了一个影响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

噶尔丹的这次东征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

在他看来,统一蒙古各部是重建蒙古帝国的第一步,而喀尔喀三部正是这个计划中的关键环节。

喀尔喀蒙古不仅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清朝的关系还不够稳固,存在着被策反的可能性。

康熙皇帝对噶尔丹的野心看得很清楚。

如果任由准噶尔统一蒙古各部,清朝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

更严重的是,一个统一的蒙古很可能会唤醒中国北方各民族对过去蒙元统治的记忆,这对清朝的政治合法性将构成致命威胁。

因此,康熙皇帝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冒险的决定:御驾亲征。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亲自带兵出征是极其罕见的事情,特别是对付一个游牧部落。

康熙的这一决定充分说明了他对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

康熙的第一次亲征取得了重要胜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噶尔丹虽然遭受重创,但其主力并未受到致命打击。

更重要的是,噶尔丹本人成功逃脱,这意味着准噶尔的抵抗意志并未被摧毁。

第二次亲征的结果更加令人失望。

虽然清军在一些局部战斗中获胜,但噶尔丹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免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这种策略让清军的数量优势无法发挥,反而在长途跋涉中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

直到第三次亲征,康熙才真正找到了对付噶尔丹的有效办法。

这一次,清军不仅在战术上更加成熟,更重要的是成功地切断了噶尔丹与其后方基地的联系。

被孤立的噶尔丹最终走投无路,选择了服毒自尽。

噶尔丹的死亡并没有结束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

策妄阿拉布坦很快接过了汗位,继续与清朝分庭抗礼。

这位新的准噶尔统治者在政治手腕上比噶尔丹更加成熟,在军事策略上也更加务实。

策妄阿拉布坦深知,与清朝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冲突是不明智的。

因此,他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策略:

一方面保持对清朝的表面恭顺,另一方面则悄悄扩张自己的实力范围。

这种策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很成功,准噶尔不仅避免了与清朝的直接冲突,还成功地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西藏和中亚地区。

到了雍正时期,清朝对准噶尔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雍正皇帝比他的父亲更加急躁,也更加自信。

他认为清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力已经足够强大,完全有能力一举解决准噶尔问题。

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

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泊之战中大败傅尔丹所部清军。

这一败仗不仅让雍正皇帝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清朝的威信。

和通泊之战的失败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问题是清军对准噶尔军队的战斗力估计不足。

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准噶尔军队无论是在装备水平还是战术素养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

特别是他们的火器部队,其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更严重的是,清军在后勤保障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

新疆地域广阔,气候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极其周密的后勤规划。

但清军显然对这些困难估计不足,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补给危机。

和通泊之战的失败让雍正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准噶尔的政策。

此后,虽然清朝仍然保持对准噶尔的军事压力,但已经不再幻想能够快速解决问题。双方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对峙状态。

乾隆登基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

与祖父和父亲不同,乾隆决定采用更加耐心和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准噶尔问题。

他没有急于出兵,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准噶尔的内部情况。

这种耐心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爆发瘟疫,噶尔丹策零病死,其长子喇嘛达尔扎与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争位,准噶尔陷入内乱。

准噶尔的内乱为清朝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乾隆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最后机会。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等准噶尔重新统一后,清朝可能再也没有如此好的机会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降清,被封为亲王。

阿睦尔撒纳的投降是整个局势的关键转折点。

这位准噶尔贵族不仅带来了重要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准噶尔内部的详细情报。

有了这些情报,清军终于能够制定出真正有效的作战计划。

与以往的盲目进攻不同,这一次清军的每一步行动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

从行军路线的选择到攻击目标的确定,从后勤保障的安排到政治宣传的配合,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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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闪电战与全面征服

乾隆二十年春天,一场改变中亚历史进程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帷幕。

这场被后世称为"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它的最终结果,更因为它展现出的战略规划水平和执行效率。

1755年春,清军5万人分西北两路向伊犁进军。

不到100天就到达伊犁。这样的进军速度在当时是令人震惊的。

要知道,从内地到伊犁的距离超过三千里,途中要穿越戈壁沙漠,翻越重重山岭,还要应对恶劣的气候条件。

清军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长途奔袭,充分体现了乾隆朝国力的强盛。

这不仅仅是军事组织能力的体现,更是整个帝国综合实力的展现。

从人员动员到装备筹措,从粮草运输到情报收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支撑。

更重要的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战略规划极其周密。

清军采用的双路并进策略,不仅能够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能够在战术上形成钳形攻势。

北路军主要负责牵制敌军主力,南路军则直取敌人的政治中心。

这种战略设计既考虑了地形特点,也充分利用了己方的数量优势。

清军的快速推进让准噶尔方面完全措手不及。

达瓦齐虽然名义上是汗王,但他的实际控制力远不如前任统治者。

面对清军的突然进攻,各部落的反应极不一致,有的选择坚决抵抗,有的选择观望等待,还有的直接投降清军。

这种分裂状态正是乾隆一直期待的。

通过长期的政治工作和情报收集,清朝对准噶尔内部的矛盾有了深入了解。

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清军就充分考虑了如何利用这些矛盾来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

达瓦齐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清军以25人夜袭达瓦齐大营,达瓦齐军惊溃,不战自降。

达瓦齐仅带少数人仓皇南逃。

格登山夜袭成为整个战役的决定性时刻。

这次行动的成功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胜利,更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

二十五名清军就击溃了六千准噶尔军队,这种悬殊的战果在军事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这次夜袭的成功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情报工作的到位,清军对达瓦齐军营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

其次是时机选择的准确,选择在敌军最松懈的时刻发动攻击。

最后是执行的完美,参与行动的清军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英,他们的战斗素养远超一般水平。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准噶尔军队士气的低落。

经过长期的内乱,准噶尔军队的凝聚力已经大大下降。

许多士兵对于为谁而战、为何而战都缺乏明确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挫折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达瓦齐的逃亡宣告了准噶尔有组织抵抗的彻底失败。

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达瓦齐的军事失败不仅意味着准噶尔正规军战斗力的彻底瓦解,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准噶尔政治权威的完全崩塌。

在游牧社会中,军事威信与政治权威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一个无法在战场上获胜的统治者,很难维持其政治地位。达瓦齐在格登山的惨败,实际上就等于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达瓦齐的逃亡路线也很说明问题。

他没有选择向北逃往俄国,也没有向西逃往哈萨克草原,而是南下逃往回部地区。

这个选择表明,他已经不再指望能够重新组织有效的抵抗,而只是希望能够暂时保住性命。

最终,达瓦齐在南疆的乌什被当地的维吾尔族头目霍集斯擒获。

这个结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连准噶尔的传统属民都不再支持他们的统治者。这种背叛表明,准噶尔汗国的政治基础已经彻底动摇。

达瓦齐获乾隆帝宽贷,封绰罗斯和硕亲王、赐府第,并移旧属准噶尔人数十户入京供达瓦齐役使。

乾隆对达瓦齐的这种处理体现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宽容精神,但也隐含着深层的政治考量。

通过优待达瓦齐,乾隆实际上是在向所有准噶尔人传递一个信息:只要真心归顺,清朝是宽宏大量的。

这种政治示范效应对于瓦解准噶尔人的抵抗意志具有重要作用。

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准噶尔贵族在看到达瓦齐的待遇后,纷纷选择了主动投降。

但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准噶尔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