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关中地区农牧人群交织共存，是农业和游牧饮食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舞台。由此，在饮食文化认同的视角下揭示该时段两类人群之间的交流融合，对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能够为揭示古人的食物来源和生存策略提供最直接的证据，已经成为当前考古学中探讨农牧人群融合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迄今为止，尚缺乏十六国期间人骨的稳定同位素研究，并以此探讨人群间的饮食文化认同及农牧人群交融。
为此，来自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的胡耀武教授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团队密切合作，对西安咸阳机场遗址出土的十六国时期中高等级墓葬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该项研究是国内首例聚焦十六国这一关键时期的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研究，为探索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认同与农牧人群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相关成果“饮食文化认同与人群融合: 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发表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中英文版2025年第10期。
该研究表明，关中地区的十六国先民主要摄食C4类(粟、黍)食物，兼有C3类(麦、稻等)食物和(或)以其副产品为食的动物，反映了先民生存方式是以粟作农业为主兼有麦稻种植以及家畜饲养的农业经济（图1）。其中，以M298女性个体为代表的中高等级人群均采纳了农耕人群的饮食习惯，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中，中高等级人群对于中原农耕经济的认同和依赖。此外，有5例个体的肢骨和肋骨的稳定同位素值出现显著差异（图2），表明生前出现明显的食物来源的变化，这一现象可能与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人口的高流动性有关。
图1 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人骨胶原δ13C和δ15N值的散点图
图2 同一个体肢骨与肋骨的δ13C和δ15N值对照
此外，该研究还比较了关中地区汉代至北魏时期已发表的人骨同位素数据以及同时期北方草原匈奴人群、拓跋鲜卑的人骨同位素数据（图3），发现：十六国时期，大量北方草原游牧人群进入关中地区。这一时期先民人骨同位素的δ15N值明显低于关中的汉代先民，表明肉食资源比重在人群食物中的地位降低；δ13C值稍低于汉代的农业人群，表明粟类作物依然是十六国时期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但麦、稻等C3类食物在先民食物中的占比有所增加。这充分说明，内迁的游牧人群不仅继承了汉代以来粟作农业的经济基础，还主动发展了麦作和稻作经济。
若进一步考察十六国期间关中地区多个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的同位素数据（图3），可以看出：早在秦汉时期，北方草原的匈奴（蒙古国的Egiin Gol和Baga Gazaryn Chuluu遗址）与拓跋鲜卑人群（早期阶段：扎赉诺尔、东乌珠尔、团结墓群；中期阶段：三道湾和叭沟墓群）就已经部分吸纳和发展了粟作农业。在他们不断南迁并进入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他们则在长期与农耕人群的交融过程中，完全适应并采用了农耕经济，在食物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变。
图3 关中与北方草原地区若干遗址出土人骨δ13C和δ15N值的误差棒图
综上，可以看出，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在农业经济与饮食文化之间长期的渊源，是促使十六国期间内迁的游牧人群快速适应和转变生存策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该研究首次提供了游牧人群进入关中地区以后对于中原农耕饮食文化高度认同的直接证据。关中地区十六国期间的游牧政权对农业经济的认同，并非一蹴而就的质变，而是不断发展直至水到渠成的量变。关中地区农耕经济在十六国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促进了这一时期不同人群的融合和文化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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