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毅传》、中央文史研究馆史料、国务院参事室档案、相关当事人回忆录、《张伯驹年谱》等相关史料记载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2年1月10日下午，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这里正在举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会场内挽幛林立，花圈满堂，前来吊唁的人们神情凝重。
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开国元勋、文武双全的诗人元帅四天前突然离世，让无数人为之痛惜。
会场一角，一副书法清雅的挽联静静悬挂，在众多挽联中并不显眼。
联文情真意切，字迹飘逸酣畅，概括了陈毅元帅的戎马生涯与卓越品格。
这副挽联的作者张伯驹，正是那位曾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传奇收藏家，此时却因为没有参加追悼会的资格，只能在北京城内的一处简陋居所中独自悲伤。
张伯驹与陈毅的友谊始于围棋与诗词，两人相识虽晚却情深义重。
陈毅生前多次为这位文化学者的处境担忧，而张伯驹为国家文物保护事业所做的贡献，更是让这位元帅深表敬佩。
然而，特殊时期的政治环境让张伯驹这样的知识分子处境艰难，连最基本的工作和户口都成了奢望。
命运的转机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到来。
这副看似普通的挽联，即将在中国文化史上书写一段不寻常的篇章。
【一】文人相知的深厚情谊
陈毅元帅素有"文武双全"之誉，这在开国将帅中并不多见。
他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才华出众，在诗词创作方面更是造诣颇深。
《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体现了一位革命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浪漫主义情怀。
正是这种超越职业军人的文化气质，让他与许多文化界人士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张伯驹便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位朋友。
这位原名张家骐、字伯驹、号丛碧的文化学者，1898年生于河南项城，出身显赫。
他的养父张镇芳曾任袁世凯政府的直隶总督，在北洋军阀时期地位显赫。
但张伯驹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追求，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尤其在古典文学方面功底深厚。
青年时代的张伯驹虽然与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但他与其他几位公子哥的纨绔作风截然不同。
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对《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二十四史》读了两遍，《资治通鉴》更是如数家珍。
这种扎实的文史功底为他后来成为一代收藏鉴赏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人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1950年代初期，刚刚担任上海市长职务的陈毅经常为找不到合适的围棋对手而苦恼。
围棋这项传统文化活动需要相当的文化修养和战略思维，能与陈毅这样的军事家对弈并让他感到满意的人并不多见。
经北京市政协的推荐，精通围棋艺术的张伯驹开始与陈毅在棋盘上较量。
几局对弈下来，陈毅大呼过瘾。
张伯驹不仅棋艺精湛，更重要的是在交谈中展现出的博学深深打动了这位元帅。
两人发现彼此在诗词创作、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深刻的见解。
陈毅曾经这样评价张伯驹："此人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最难得的是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更让陈毅敬佩的是张伯驹在文物收藏方面的惊人成就和高尚品格。
从1927年30岁开始，张伯驹便投入到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中。
最初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后来逐渐意识到在那个动荡年代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当时，大量中国珍贵文物正在流失海外，日本商人、欧美收藏家以高价收购中国文物，许多国宝级藏品面临永远离开祖国的危险。
张伯驹凭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个人财力与这些外国收藏家竞争，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珍贵文物。
他的收藏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被誉为"中华第一帖"，是现存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传世最早的独立山水画作品；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李白的《上阳台帖》都是传世孤品，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难以估量。
为了收集这些旷世珍品，张伯驹付出了巨大代价。
他不仅散尽家财，甚至多次变卖房产。
1941年购买《游春图》时，他和夫人潘素将居住多年的宅院卖掉，才凑够了所需的200两黄金。
当时国民党元老张群愿意出500两黄金购买此画，但张伯驹断然拒绝，回信说："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这种视国宝如生命的精神境界，深深打动了陈毅这样的共产党人。
【二】慷慨捐献与真挚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面临人生中最重大的抉择。
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收藏如何处理，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经济利益，更关系到国家文化遗产的归宿。
经过深思熟虑，张伯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将毕生收藏无偿捐献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这个决定的背后体现了张伯驹深刻的文化理念。
他曾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正的文化守护者的心声。
在他看来，这些文物不应该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应该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让后世子孙都能欣赏到祖国文化的瑰宝。
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正式将收藏了近30年的8件顶级法书珍品捐献给国家。
这批文物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吴琚《杂诗帖》等，件件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捐献仪式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一重大文化事件。
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亲笔签发褒奖状，对张伯驹夫妇的义举给予高度评价：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等珍贵法书等共8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陈毅对张伯驹的这一义举深表敬佩。
在1957年夏天举办的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上，陈毅专程前往参观，当得知展览是由张伯驹牵头、联络有关单位举办，并且其中有不少真迹是张伯驹自己捐献时，陈毅当面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他对张伯驹说："先生保护国家文物的壮举令人钦佩，这样的展览能够唤起参观者的民族自豪感。"
参观展会的次日上午，张伯驹应陈毅邀请来到其住所。
一见面，陈毅就握着他的手说："你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的贡献令人敬佩。昨天的展览办得很有意义。"
张伯驹谦逊地回答："陈老总过奖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您的诗，非常羡慕您豪爽、旷达的诗风。您的《梅岭三章》，深沉悲壮，我读过多遍。今日相见恨晚啊！"
陈毅风趣地笑道："原来我们两个人神交已久！"这句话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随后，两人一边品茗一边深谈，从历史文化到诗词创作，从国家大事到个人感悟，无所不及。
交谈之余，两人还摆上棋盘对弈几局，这次见面奠定了两人深厚友谊的基础。
从那时起，陈毅经常邀请张伯驹夫妇到家中做客。
两位老人在书房里下棋谈诗，两位夫人则在客厅里切磋山水画技艺。
张伯驹的妻子潘素是著名的山水画家，她的作品清雅脱俗，与陈毅夫人张茜很有共同话题。
这种家庭式的交往让两个家庭的友谊日益深厚。
陈毅不仅欣赏张伯驹的学识和品格，更被他的人生境界所感动。
在一次深谈中，陈毅说："伯驹兄真是文人风骨的典型代表，不慕名利，只求文化传承。这样的人格在当今社会实在难得。"
张伯驹则回答："陈老总过誉了。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文人应该做的事情，让这些国宝永远留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种超越了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纯真友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
陈毅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与张伯驹这样的文化学者建立如此深厚的私人友谊，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对知识分子的真诚尊重。
【三】特殊时期的严峻考验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按照人们的美好期望进行。
进入1950年代后期，政治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旧文人"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1957年，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张伯驹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这个消息传来时，许多了解张伯驹的人都感到震惊和不解。
一个将毕生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的爱国人士，一个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散尽家财的文化学者，怎么可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个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往往比实际贡献更容易成为被批判的理由。
关于张伯驹被划为右派的具体原因，史学界至今仍有不同说法。
比较可信的版本是，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有人故意歪曲了他的一些言论和行为，将其上纲上线为"反动思想"。
另外，他的"民国四公子"身份、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历史交往，也成为被攻击的把柄。
被划为右派后，张伯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每天要参加各种批斗会，接受"群众监督"。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极端的政治氛围下，连他的子女也被迫与父亲划清界限，不敢公开承认这个"右派"父亲。
这种境遇让张伯驹深感痛苦和无助。
他曾经对朋友说："我一生爱国，为保护国家文物付出了全部身家，现在却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这让我如何能够接受？"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个人的申辩往往被视为"不接受改造"的表现，只会招致更严厉的批判。
得知张伯驹遭遇的消息后，陈毅深感震惊和愤慨。
他了解张伯驹的人品和贡献，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绝不可能做出反党的事情。
陈毅虽然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必须谨慎行事，不能公开为"右派分子"辩护。
尽管如此，陈毅还是想方设法给张伯驹以帮助和支持。
他主动给张伯驹打电话，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表达慰问和关心。
在电话中，陈毅安慰张伯驹说："你不要太在意这些政治标签，历史会给出公正的评价。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重身体，继续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贡献。"
陈毅还曾在一些场合含蓄地为张伯驹说话。
他说："一个把自己毕生收藏都无偿捐献给国家的人，一个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散尽家财的学者，这样的人的爱国之心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张伯驹的名字，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明白他在为谁辩护。
在陈毅的多方努力下，张伯驹的处境有了一定改善。
1960年，经过陈毅与在吉林工作的老部下宋振庭联系，张伯驹被安排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担任第一副馆长职务，夫人潘素则在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任教。
这个安排让张伯驹夫妇暂时摆脱了在北京面临的政治压力，也让他们能够发挥专业特长，继续为文化事业服务。
在赴吉林前，张伯驹专门到陈毅家中辞行表谢。
陈毅握着他的手说："到吉林去好好工作，发挥你的专长，为那里的文化建设做贡献。困难是暂时的，你要相信党和人民最终会给你公正的评价。"
临别时，陈毅还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嘱咐他到吉林后再拆开阅读。
在前往吉林的火车上，张伯驹忍不住拆开了陈毅的信件。
信中是陈毅亲笔写的一首诗，表达了对这位文化学者的关爱和期望。
诗的具体内容虽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但据张伯驹后来回忆，诗中充满了对友人的安慰和鼓励，让他在逆境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四】生死相托的最后嘱咐
在吉林的几年时间里，张伯驹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工作中。
他利用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为博物馆的文物整理、研究和展览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表达对新环境的适应和对组织信任的回报，他甚至将自己剩余的30多件珍贵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馆，进一步充实了馆藏。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1960年代中期后，全国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
在这种极端的政治氛围下，张伯驹再次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1967年，他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遭到更加严厉的政治迫害。
吉林省博物馆的领导担心张伯驹会连累单位，决定将他"退回原籍"。
就这样，张伯驹夫妇被迫离开吉林，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黑户"。
他们没有正式户口，没有工作单位，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的物品勉强维持生计。
更令人心酸的是，原来的住所已经被其他人占据，他们只能在亲友的帮助下找到临时栖身之所。
这位曾经的"民国四公子"，这位为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学者，晚年却要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发愁。
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伯驹想到了老友陈毅。
他给陈毅写了一封详细的求助信，说明了自己目前面临的困境，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然而，这一次张伯驹没有收到陈毅及时的回复，因为陈毅自己也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1967年初，陈毅因"二月逆流"事件受到严厉批判，被迫靠边站。
虽然后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反，但他的身体健康已经严重受损。
1970年，陈毅在石家庄时开始出现严重的腹痛症状，经常腹泻，身体日渐消瘦。
张茜多次劝他回北京检查，但陈毅不愿给组织添麻烦，一直拖延着。
直到病情严重恶化，陈毅才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病。
1970年10月21日，他和张茜回到北京，住进了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医生初步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但在1971年1月16日的手术中，医生发现陈毅患的其实是肠癌，而且已经出现了局部转移。
得知自己的真实病情后，陈毅表现得异常平静。
他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说："我这一生已经很满足了，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工作，没有什么遗憾。"
但在内心深处，他最放不下的还是一些朋友的处境，特别是张伯驹的困难境遇一直让他牵挂不已。
在病床上，陈毅经常向张茜提起张伯驹。
他说："伯驹这个人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现在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张茜劝慰丈夫说："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病，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但陈毅还是难以释怀。
1971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前来医院探望陈毅。
在谈话中，陈毅不顾病体向周总理详细介绍了张伯驹的贡献和目前的困境。
周总理听后深受感动，当即批示"予以安排"。
但是，这个批示上没有写明具体的时间，而且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随着病情的恶化，陈毅深知自己时日无多。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多次向张茜嘱托关于张伯驹的事情。
他说："我可能帮不了他们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想办法为伯驹做点什么。他是个好人，不应该受这样的苦。"
1972年1月初，陈毅进入弥留之际。
在最后的清醒时刻，他还在牵挂着张伯驹的处境。
他对张茜说："将我那副围棋送给张伯驹吧，就说这是我最后的心意。围棋的棋盘由黑白两色构成，象征着不同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
这句话体现了陈毅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刻理解，也表达了他对张伯驹这位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元帅带着对张伯驹等朋友的深深牵挂，永远离开了人世。
噩耗传来，张伯驹悲痛欲绝，这位74岁的老人甚至一度昏厥过去。
醒来后，他捶胸顿足，为失去这样一位知己而痛不欲生。
尽管身体虚弱，张伯驹还是强撑着病体，决定要为这位挚友写一副挽联。
他展开纸张，提起毛笔，用自己擅长的鸟羽体书法，写下了那副后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挽联。
联文情真意切，既概括了陈毅的功绩，又表达了对友人的深切怀念。
【五】追悼会上的意外转机
1972年1月8日，当伟人在批阅关于陈毅追悼会的文件时才得知陈毅逝世的消息。
按照当时的规定，陈毅已不是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规格相对较低，参加人数限定为500人，政治局委员不必出席。
然而，在陈毅去世后的几天里，各界人士纷纷打来电话，强烈要求参加追悼会。
宋庆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等重要人士都表达了参会意愿，这让负责筹办工作的周恩来感到为难。
按照既定规格，这些重要人士本不在邀请之列，但拒绝又显得不近人情。
1972年1月10日，追悼会当天。
中午时分，原本准备午休的伟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
虽然没有人提醒他今天是陈毅追悼会的日子，但他的心中似乎有着难以名状的牵挂。
手中的书拿起又放下，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与陈毅相处的往昔画面。
下午一点半，伟人突然从床上坐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个突然的决定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工作人员提醒他换一身正式服装，但伟人摇摇头说："来不及了，就这样去吧。"
就这样，伟人穿着睡袍、毛线裤，外面只套了一件灰色大衣，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匆匆赶往八宝山。
这个临时决定迅速传达给了相关部门，整个追悼会的规格瞬间提升到最高级别。
周恩来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同时联系宋庆龄、西哈努克亲王等重要人士，邀请他们参加追悼会。
下午两点多，伟人的车队抵达八宝山。
当他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向礼堂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动。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专程前来为老战友送行，这种情谊让人动容。
在会客室里，伟人与陈毅的夫人张茜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他握着张茜的手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嘛。"
随后，张茜为伟人系上了黑纱，两人一起走向追悼会现场。
下午三点，追悼会正式开始。由于伟人的到来，原本相对简单的仪式变得庄严隆重。
周恩来亲自致悼词，但不足600字的悼词他读了两次都哽咽失语，几乎无法继续。
站在前面的伟人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静静地听着这份饱含深情的悼词。
追悼会进行过程中，伟人的目光在会场内缓缓扫视。
在众多的花圈和挽幛中，角落里的一副挽联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副挽联的位置并不显眼，字迹却清雅脱俗，内容更是让他眼前一亮。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挽联不仅书法功底深厚，更重要的是，联文对陈毅一生的概括精准而深刻。
"军声在淮海"指的是陈毅参与指挥的著名淮海战役，"遗爱在江南"则概括了他担任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长期间的政绩。
整副挽联既有对逝者功绩的客观评价，又有对其品格的深情赞颂。
伟人用湖南话轻声念出了挽联的内容，然后看到落款处写着"张伯驹"三个字。
这个名字让他陷入了短暂的思索。
作为博览群书的学者型领导人，他对张伯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需要进一步确认这个人的具体情况。
伟人转身看向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张茜，询问道："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为张茜提供了一个为丈夫生前挚友发声的宝贵机会。
张茜深知丈夫与张伯驹的深厚友谊，也了解张伯驹目前面临的困难处境。
虽然她自己正沉浸在丧夫的巨大痛苦中，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她想起了丈夫生前的嘱托和对这位朋友的深切关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