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把你那丧气脸给我收回去！今天要是敢在秀英面前甩脸子，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母亲手里的烧火棍把炕沿敲得邦邦响，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我不耐烦地扯了扯身上那件花了半个月工资买的的确良衬衫，脖子梗得像块硬石头：“妈，我都说了我不去！你看她那个样，站在那跟半截黑铁塔似的，走起路来地都颤三颤。我李强好歹也是厂里的运输队骨干，开大解放的！带她出去，我还要不要脸了？”
“脸？脸能当饭吃？你就作吧，早晚有你后悔那天！”母亲把棍子往地上一杵，眼神像刀子一样剜过来。
那时候我只觉得母亲是老糊涂了，满脑子封建思想。我哪里知道，这根烧火棍打出来的，竟然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1988年的秋天，风里已经带了点凉意。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心里窝着一团火。作为县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我是那个年代最“抖擞”的一批人。烫着最流行的爆炸头，鼻梁上架着一副肯德基上校同款的蛤蟆镜，裤腿肥得能扫大街。我心里的对象，那是厂广播站的小美那样的人，说话轻声细语，走路像柳枝摆。
可母亲非逼我见王秀英。
到了媒人家门口，我把车梯子踢得震天响。进了屋，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板凳上的王秀英。
其实她没我说的那么夸张，但在我这个一心追求“洋气”的青年眼里，她简直就是土气的代名词。她穿着一件紧绷绷的大红碎花棉袄，显得肩膀特别宽，脸盘子圆得像八月十五的月亮，皮肤黑里透红，一看就是常年在地里刨食或者是干粗活的。
“强子哥来了。”王秀英站起来，声音洪亮，不像小美那样细声细气，倒像是个刚拉完大锯的木匠。
我也没正眼瞧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一屁股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翘起二郎腿，开始抖。“听说你家是杀猪的？”我故意把话头挑得难听。
王秀英好像没听出我的嫌弃，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是，我从小就帮我爹按猪腿。强子哥你要是想吃肉，回头我给你切二斤下水，不要票。”
我差点没被口水呛死。下水？我是那种缺那口猪大肠的人吗？
“我不爱吃那是腥气东西。”我扭过头，看着墙上的年画，“我平时都去国营饭店吃红烧肉。”
其实我是吹牛。那时候司机虽然油水大，但国营饭店也不是天天能去的。
王秀英也不恼，依旧笑呵呵的：“那是，强子哥是开大车的，见多识广。我就寻思着下水有油水，耐饿。既然强子哥不喜欢，那就算了。”
媒人在旁边打圆场，把瓜子盘往我面前推：“强子，你看秀英多实在，过日子就是得找这样的。”
我抓了一把瓜子，嗑得皮乱飞：“婶子，过日子也得有共同语言不是？我喜欢听邓丽君，她估计连录音机开关都在哪不知道吧？”
王秀英愣了一下，低下头搓了搓那双粗糙的大手：“我是不太懂那些个。但我知道录音机费电，得买电池。”
我嗤笑一声，站起身来：“行了，厂里还要出车，我先走了。”
说完，我不顾媒人和王秀英的挽留，大步流星走了出去。出了门，我冲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什么玩意儿，娶个这号人回家，以后哥几个非笑话死我不可。”
回到家，我跟母亲大吵了一架。
“我就看上广播站小美了！人家那腰身，那文化！”我拍着桌子吼。
母亲坐在炕头上，纳着鞋底，头都不抬：“小美？那丫头眼神飘忽，走路脚后跟不着地，心高气傲。那是你能镇得住的？秀英屁股大，能生养，而且你看她那双手，那是抓钱的手！娶妻娶德，纳妾才纳色，你个小兔崽子懂个屁！”
“这就不是旧社会了！现在讲究自由恋爱！”
“自由个屁！你是我生的，我就得对你负责。这婚事我定下了，日子就定在腊月十八。”母亲把针往头皮上蹭了蹭，“你要是不娶，就把这一百四十斤肉还给我，从这个家滚出去，那个方向盘你也别摸了，我让你大舅把你从运输队开除！”
我大舅是运输队的队长，母亲这话正好掐住了我的死穴。
我像是被霜打的茄子，彻底蔫了。
腊月十八，大雪纷飞。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胸前戴着大红花，脸拉得比驴还长，像个木偶一样被人摆弄着拜天地。王秀英穿着红袄，头上盖着红盖头，倒是看不出表情。
但我能感觉到，她那只手抓着红绸子，稳得很，一点都不抖。
晚上，闹洞房的人终于散了。屋里只剩下一对红蜡烛还在跳动。
我喝了不少酒，坐在床边，看着端坐在炕头的王秀英，心里的火气又上来了。我走过去，一把扯下她的盖头。
灯光下，她的脸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涂了胭脂还是热的。
“我跟你说清楚。”我打了个酒嗝，指着她的鼻子，“这婚是我妈逼的，我不稀罕你。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这炕这么宽，你睡那头，我睡这头。中间放碗水，谁要是越界谁就是狗！”
王秀英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得让我有点发毛。她没哭也没闹，甚至连一点委屈的表情都没有。
“行。”她只说了一个字。
她站起身，利索地脱了外面的红棉袄，露出里面的碎花秋衣。那身板，确实壮实。她转身去厨房端了一碗凉水，咣当一声放在炕中间。
“水放这了。”她说完，拉过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背对着我躺下了。
我愣住了。这剧本不对啊？她不应该哭哭啼啼求我别这样吗？或者跟我大吵一架？
我气呼呼地脱了鞋，钻进被窝。心里骂道：装什么装，看你能撑几天。
没过五分钟，那边就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这女人居然睡着了！而且睡得比猪还香！
我翻来覆去，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憋屈得要命。那一晚，我几乎没合眼。
婚后的日子，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开始了。
我开始故意不回家。下了班就跟厂里那帮狐朋狗友去打台球、喝酒。带头的是个叫大刘的，能说会道，整天吹嘘自己在南方有什么路子，能赚大钱。
“强子，你说你也是，怎么就娶了那么个母夜叉？”大刘一边擦着球杆，一边坏笑，“你看那个小美，嫁给副厂长儿子了，那才叫郎才女貌。”
听到小美，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闷头灌了一大口啤酒：“别提了，提起来我就想撞墙。”
“哎，这就是命。”大刘拍拍我的肩膀，“不过也没事，咱们男人嘛，事业为重。等以后发财了，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我醉醺醺地回家时，往往已经是半夜。
推开门，屋里的灯总是亮着。桌上扣着一个大碗，下面压着热腾腾的饭菜。不是剩菜，是专门给我留的。有时候是回锅肉，有时候是油渣炒白菜。
王秀英已经睡了，或者是在灯下纳鞋底。看见我回来，她也不多话，只是起身去厨房给我端洗脚水。
“喝多了伤胃，把这碗醒酒汤喝了。”她把碗递给我，语气平平淡淡，听不出关心，也听不出埋怨。
我有时候借着酒劲想找茬：“谁让你留灯了？费电不知道啊？”
王秀英也不跟我顶嘴，蹲下身子要把我的脚往水盆里按：“电费我交。你赶紧洗了睡，明天还得出发。”
她的手劲很大，我挣扎两下没挣脱，只能乖乖洗脚。热水泡着脚，那股舒服劲顺着脚底板往上窜，我嘴里的骂声也就变成了嘟囔。
哪怕我再不想承认，家里有了王秀英，确实不一样了。
以前我和母亲过日子，家里总是乱糟糟的。母亲年纪大了，很多重活干不动。
王秀英来了之后，院子里的那个破鸡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排整整齐齐的兔笼子。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了种兔，说是养长毛兔能卖毛赚钱。
以前家里吃水要去巷子口的机井挑，我懒，经常是水缸见底了才去。现在，水缸里的水永远是满的。我有一次早起上厕所，看见王秀英挑着两桶水回来，走得稳稳当当，连大气都不喘。
最让我震惊的是那次修房子。
夏天暴雨，西屋漏雨了。我正发愁找不到人帮忙，王秀英二话没说，搬来梯子就上了房顶。她穿着那件打补丁的旧工装，手里拿着瓦刀，和泥、换瓦，动作比泥瓦匠还利索。
我在下面扶着梯子，看着她在房顶上忙活的背影，心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女人，好像真的不需要依靠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腰围见长。王秀英做的饭实在太硬了，油水足，味道重，特别下饭。
反观那个嫁给副厂长儿子的小美，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听说她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服，天天逼着老公吃食堂，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有次我在街上碰到小美，她瘦了一大圈，脸上带着淤青，眼神也没了以前的光彩。
那天晚上吃饭，我忍不住跟王秀英说了这事。
王秀英夹了一块肥肉放到我碗里：“过日子嘛，就是柴米油盐。光好看有什么用，那花瓶摆着还得防着碎了呢。吃肉。”
我嚼着那块肉，第一次觉得她说的话有点道理。
1990年，风向变了。
身边不少人都辞职下海了。大刘也辞了工，说要去南方倒腾电子表和磁带，说是利润翻好几倍。
我的心也活了。那时候死工资一个月才多少钱？看着别人穿金戴银，我心里痒痒。
我想跟大刘一起干。
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把筷子一摔：“不行！那个大刘眼神不正，嘴皮子薄，是个靠不住的主。你那是铁饭碗，扔了万一碎了怎么办？”
“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急了，“我在单位开车，一个月才拿一百多块钱，大刘跑一趟南方就能赚一千！”
“那也不行！家里不缺你吃不缺你喝，折腾什么！”
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一直闷头吃饭的王秀英突然说话了。
“妈，让强子去吧。”
我和母亲都愣住了。
王秀英放下碗筷，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她抱着一个旧鞋盒走了出来。
她把鞋盒放在桌子上，打开。里面是一堆零零散散的钱，有一块的，有两块的，也有五块十块的，甚至还有硬币。
“这是我这两年卖兔子毛、纳鞋底攒的，还有以前我爹给我的嫁妆钱。”王秀英把钱推到我面前，“一共两千三百块。强子既然想干，就让他去试试。男人嘛，总得闯一闯，老窝在家里也没出息。”
看着那一堆带着汗味和体温的钱，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母亲看看钱，又看看王秀英，叹了口气：“罢了，媳妇都这么说了。强子，你拿着这钱，要是赔了，就老老实实回来开车。”
我捧着那个鞋盒，手有点抖。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跟王秀英说了声：“谢谢。”
王秀英正在灯下喂兔子，头都没回：“谢啥，赚了钱给我买个金戒指就行。”
我和大刘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时候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连厕所里都站着人。我抱着装钱的包，死死捂在胸口，一刻也不敢松手。
到了广州，我才真是开了眼界。满大街都是那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霓虹灯闪得人眼晕。
大刘确实有点门路。他带着我找到了一个批发电子表的市场。那些表看起来跟日本进口的一模一样，价格却便宜得吓人。
“强子，看见没？这表拿回去，转手就是三倍利！”大刘唾沫横飞。
第一次，我们没敢多拿，只用了那一半的钱进了货。
回到县城，这批表简直是疯抢。不到三天，我就连本带利赚了回来。
看着手里厚厚的一沓钞票，我飘了。
我给母亲买了件新大衣，给王秀英买了个金戒指——虽然只有两克重。王秀英戴上戒指的时候，笑得眼睛都没了，但我能看出来，她是很小心的，生怕把戒指弄坏了。
“强子，这钱咱们存起来吧，别折腾了。”王秀英劝我。
“存什么存？这才是刚开始！”我把腿翘在桌子上，点了一根好烟，“大刘说了，下次我们干票大的。直接进五万块钱的货，那咱们家就能成万元户了！”
王秀英皱了皱眉头：“五万？咱家哪有五万？大刘那人……”
“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我不耐烦地打断她，“头发长见识短。大刘是我哥们，能坑我吗？”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我，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
为了凑这五万块钱，我不仅把家底都拿了出来，还偷偷背着母亲，把家里的房产证拿去做了抵押，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发财梦，想着等赚了钱，我就把这破房子推了盖楼房，甚至……我也许可以换个老婆？换个像小美那样带得出去的？
第二次南下，大刘说他在那边有个“铁哥们”，有一批因为海关扣押流出来的紧俏货，不仅有表，还有录音机，只要五万块就能拿下，转手能卖十五万。
我信了。
到了约定的仓库，大刘让我在这等着，他去跟那边交涉验货。
我坐在阴暗潮湿的仓库里，守着那一箱箱封得严严实实的“货”，心里激动得砰砰直跳。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天黑了。大刘没回来。
我心里开始发慌，站起来去搬那些箱子。
箱子很沉。我找了根撬棍，费劲地撬开了一个木箱。
轰的一声，脑子里像是有炸雷响过。
箱子里装的不是电子表，也不是录音机，而是一块块沉甸甸的砖头和废铁。
我发疯一样撬开了所有的箱子。
砖头，全是砖头。
我瘫坐在地上，感觉天塌了。大刘卷走了我所有的钱，包括那笔高利贷。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
一进家门，我就看见母亲倒在院子里，人事不省。邻居正忙着掐人中。
原来，追债的人已经上门了。他们没找到我，就在门口泼了红油漆，还在墙上写了大大的“还钱”两个字。母亲受了惊吓，心脏病犯了。
把母亲送进医院抢救，医生说是急火攻心，得静养，还得交一大笔住院费。
我兜里连给母亲买碗粥的钱都没有。
回到那个被泼了油漆的家，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彻底崩溃了。
“完了，全完了。”
我缩在墙角，抱着头痛哭。我想死，真的。那可是五万块啊！那是天文数字！加上高利贷利滚利，我这辈子就算去卖血也还不清。
这时候，王秀英回来了。
她刚从医院回来，身上还穿着那件旧工装。看见我这副死狗样，她没骂我，只是默默地去厨房给我下了一碗面。
“吃吧。”她把面碗放在地上。
“我不吃！让我饿死算了！”我把碗推开，面汤洒了一地，“我对不起妈，对不起你……房子没了，钱也没了……”
王秀英蹲下来，把洒在地上的面条一根根捡起来，也不嫌脏，自己吃了。
“死了就能还钱了？”她嚼着面条，声音冷得像冰，“你死了，债谁还？妈谁养？你想让我也跟着你去死？”
我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她。此时的王秀英，脸上没有半点慌张，反而透着一股子我从未见过的狠劲。
“那能怎么办？那些人是流氓！他们会杀了我的！”我哆嗦着说。
“怕什么。”王秀英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有我在，天塌不下来。”
那一刻，我觉得她是在说胡话。她一个女人，能有什么办法？
接下来的两天，讨债的人天天来闹。他们在门口骂脏话，往院子里扔死鸡。我像只老鼠一样躲在床底下不敢出声。王秀英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照常喂兔子，做饭。
第三天晚上，暴雨倾盆。
外面电闪雷鸣，风把窗户吹得哐哐响。
突然，院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五个穿着雨衣、手里拿着棍棒和砍刀的男人闯了进来。领头的正是那个放高利贷的“黑皮”。
“李强！给老子滚出来！”黑皮一进屋就踹翻了桌子，“今天再不还钱，老子就卸你一条腿，把你媳妇拉去抵债！”
我缩在里屋的床角，浑身抖成了筛子，裤裆里一阵温热——我吓尿了。
他们冲进里屋，一把将我从床上拖了下来，像拖死狗一样拖到堂屋。
“别……别打我……我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我哭喊着求饶，鼻涕眼泪流了一脸。
“想办法？晚了！”黑皮举起手里的铁棍，狞笑着就要砸下来。
我闭上了眼睛，绝望地等待着骨头断裂的声音。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秀英跑了出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