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叫陈翠平，四十年前，我是代号“菜鸟”的地下党，潜伏在敌人心脏。
如今，我只是个连儿子都嫌唠叨的孤老婆子，守着一个秘密，守了一辈子。
那个秘密，就藏在我名义上的丈夫余则成撤离前，塞给我的一本破历书里。他最后的命令是：“永远别拆！”我守着这命令，像守着命，守了整整四十年。
可我老了，快糊涂了，我怕等不到他，更怕忘了自己是谁。
我决定，违背他一次！当我用颤抖的手划开书脊，夹层里没有信，没有暗号，只有一张薄薄的泛黄纸片。
这个男人当年到底藏了怎样的私心？这个隐藏了四十年的秘密，让我瞬间泪流满面……
01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小城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对于快七十岁的陈翠平来说，这不过是她生命中又一个平淡无奇的秋天。
她不再是四十年前那个扎着两根乌黑大辫子，性子像团火，能把驳壳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游击队长了。岁月是把无情的锉刀，早把她身上的棱角磨得干干净净。
如今的她，只是一个住在工厂家属院里的普通老太太。走路慢了，背也有些驼，满脸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几年前，组织上安排给她的丈夫，那个老实巴交的退伍军人，也走了。现在，她跟着儿子王建国一家生活。
翠平的世界变得很小，小到只剩下家属院里这栋三层小楼，和楼下那片小小的花园。每天的生活像摆在桌面上的老座钟，指针每一步都走得精准而缓慢。早起，给儿子一家做早饭，送走上班的儿子儿媳和上学的小孙子，然后，她便会回到自己的小屋。
她的屋子很简陋，一张硬板床，一个掉漆的床头柜，还有一把吱呀作响的藤椅。而她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伺候床头柜上那本旧书。
那是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农村历书》，封面是暗红色的，因为被摩挲了太多次，已经泛白起毛，四个角都卷了起来。翠平会拿出一块专门用来擦它的、洗得发白的软布，先是轻轻拂去封面上的灰尘，然后，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书的每一寸封面和封底。
她从不翻看书里面的内容，她不识字，里面的节气、农谚，对她来说和天书没什么两样。她只是擦拭，然后用那双布满老年斑、干枯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一遍遍地、不知疲倦地摩挲着书脊。那道厚厚的、用牛皮纸加固过的书脊，被她摸得油光发亮。那个动作，带着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近乎神圣的仪式感。
做完这一切，她才会坐到阳台的藤椅上，开始一天漫长的发呆。
儿子王建国对此完全无法理解。他今年四十出头，是本地一家国营工厂的中层干部，思想很务实。在他眼里，母亲对这本“破书”的执念，就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怪癖。
“妈，您说您天天抱着这本破烂玩意儿干嘛？都八九年了，谁还看这个啊。”他不止一次地劝过，“里面的黄历早就过期了，扔了，我给您买本新的，彩色的，字还大。”
每次，翠平的反应都一样。她会猛地把书抱在怀里，像护着自己孩子的母鸡，浑浊的眼睛里会迸发出一丝让王建国都感到陌生的警惕和锐利。“用不着，这个好，这个用惯了。”她的回答总是这么几句，简单，固执，不容置喙。
王建国觉得母亲是老糊涂了，念旧念到了一根筋的地步。他想，等哪天找个机会，偷偷把这书处理掉，省得母亲天天对着个死物发呆。
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是一个周末，全家大扫除。王建国负责清理家里的旧报纸和废品。他看到母亲正在厨房忙活，便偷偷溜进她的房间，一眼就看到了床头柜上那本碍眼的历书。他心里一横，拿起书，迅速地把它塞进一摞旧报纸的中间，然后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
做完这一切，他心里还有点小得意，觉得自己解决了一个家庭“顽疾”。他扛着那一大捆废品下了楼，直接卖给了楼下定时来收废品的老头。
晚饭时，一切如常。直到翠平回到房间，准备进行她雷打不动的“仪式”时，家里的宁静被一声凄厉的惊叫打破了。
“我的书！我的书呢！”
翠平冲出房间，头发散乱，脸上是王建国从未见过的、世界末日般的恐慌。
“妈，什么书啊？”王建国心虚地问。
“历书！我那本历书不见了！”翠平的声音都在发抖，她死死地抓住儿子的胳膊，指甲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拿了！”
“妈，不就一本破书吗？我……我跟旧报纸一起……”
王建国的话还没说完，翠平就像疯了一样，猛地推开他，连鞋都没穿好，就跌跌撞撞地冲下了楼。
王建国被母亲的反应吓傻了，赶紧跟着追了出去。天色已晚，家属院里亮起了路灯。他看到他母亲，那个平日里步履蹒跚的老人，此刻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冲向院子门口。废品收购站的老头还没走远，正蹬着他的三轮车，车上堆满了小山似的废品。
“站住！你给我站住！”翠平一边跑一边喊，声音嘶哑。
老头被这阵仗吓了一跳，停下了车。
翠平冲到车前，二话不说，就像一头拼命的母狼，开始用双手在那堆满是灰尘和垃圾的废品堆里疯狂地翻找。她的手指被锋利的纸边划破了，她不管；肮脏的灰尘弄了她一脸，她不顾。她只是疯了一样地刨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书……我的书……”
王建国站在一边，彻底怔住了。他看着自己的母亲，在昏黄的路灯下，跪在垃圾堆旁，像个走失了心爱玩具的孩子一样，一边刨，一边发出压抑的、绝望的呜咽。终于，她从一堆烂纸板下，刨出了那本被绳子勒出深痕的历书。
她把书紧紧地、紧紧地抱在怀里，仿佛抱住了整个世界。然后，她再也支撑不住，就那么坐在地上，任凭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书的封面上，发出了压抑了几十年的、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
那一刻，王建国浑身冰冷。他震惊地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本普通的破书。这里面，藏着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属于母亲的、比她的命还重要的秘密。
02
自从废品站那次失态之后，翠平变得更加沉默了。她不再只是发呆，王建国好几次看到，母亲摩挲着那本书时，浑浊的眼睛里会蓄满泪水。
那本书，像一把钥匙，锁着她灵魂深处最隐秘的房间。而房间里，永远是四十年前，天津那个潮湿而紧张的夜晚。
那天的风，带着海腥味，吹得窗户纸“呼啦啦”地响。屋子里没有开大灯，只在桌角点了一盏昏暗的台灯，光线将将能照亮桌子周围的一小片地方。空气里，全是要把人溺死的、浓得化不开的分别的气息。
余则成已经换上了一身不起眼的灰色布褂，和他平日里那身笔挺的西装完全是两个人。他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动作不紧不慢，把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水壶，还有一些看不清是什么的东西，一一放进一个旧的帆布行李包里。
翠平就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她想上去帮忙，可她发现自己笨手笨脚，连叠件衣服都叠不整齐，只会越帮越忙。她只能那么站着，像个多余的、碍事的人。
她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有满肚子的话想问，想问他要去哪里，是龙潭还是虎穴；想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是一年还是半载；她甚至想不管不顾地抓住他的胳膊，让他别走，留下来。
可她知道，她不能问。一个字都不能问。纪律，像一把冰冷的枷锁，锁住了她的喉咙。她不仅是他的妻子，她首先是一名战士。
余则成收拾完了。他直起身，环顾了一下这个他们共同生活了不算长、却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家”。他的目光很平静，但翠平还是从那平静的表象下，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
他转身，从桌上一堆准备处理掉的杂物里，拿出了那本崭新的《农村历书》。
他走到她面前，把书递给她。
“翠平，这书你留着。”他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温和，沉稳，“以后……回到老家了，或许能用得上，看看节气，种种地。”
翠平伸出手，接过了那本书。书很厚，也很沉，崭新的纸张散发着一股油墨的清香。她捏着书，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我不识字。”她憋了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这么一句。她觉得自己真没用，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这么笨。
余则成沉默了一下。台灯昏黄的光，在他脸上投下了一片阴影，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然后，他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命令口吻的严肃语气，一字一顿地对她说：
“这不重要。你记住，这是命令。”
他伸出手指，在厚厚的书脊上点了点。
“收好它，永远别把它拆开，听到没有？永远别拆。”
那句“永远别拆”，他说得极重，像一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翠平的心里。拆开？为什么是“拆开”，而不是“翻开”？她不懂。但她能从他深邃得像海一样的眼睛里，读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
她知道，这是他的命令。是她作为战士，必须要用一生去遵守的命令。
她抬起头，迎着他的目光，用力地、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看着她，眼神似乎柔和了一些，抬起手，像是想摸摸她的头发，但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最终还是落在了她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保重。”
他说完这两个字，就转过身，拎起那个帆布包，没有再回头，大步走出了房门，消失在天津浓稠的夜色里。
门被风带上，发出一声轻响。
屋子里，只剩下翠平和那盏昏黄的台灯，还有她怀里那本带着他体温的、崭新的《农村历书》。
那一夜的风，吹了四十年，至今还在她的梦里呼啸。
03
那句“永远别拆”的命令，成了陈翠平后半生的信仰。
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这本《农村历书》就像是她的另一半影子，陪着她走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书脊上，也刻下了一圈圈看不见的年轮。
五十年代初，全国解放了。翠平按照组织的安排，脱下军装，回到了那个她离开了多年的冀中平原老家。她嫁给了一个同样是退伍军人的男人，一个憨厚、老实、对她言听计从的男人。她生了孩子，成了王建国的母亲。她从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潜伏者，变回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妇女。
生活变得平淡、琐碎，充满了烟火气。但在无数个劳动归来、丈夫和孩子都已酣然入睡的夜晚，翠平会点亮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从箱子最底层，拿出那本用布包得好好的历书。
她不看内容，只是把它放在灯下，用手指一遍遍摩挲着那道光滑的书脊。灯光下，她仿佛能看到天津那个夜晚，看到余则成严肃而又复杂的眼神。这本书，是她和那段惊心动魄、真假难辨的过去，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实体联系。它是她的秘密，一个连枕边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时间来到六七十年代，那是一段疯狂而动荡的岁月。风暴席卷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破四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翠平开始害怕。她怕这本旧书，会被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当成什么“封资修”的黑材料给搜走、烧掉。那对她来说，比要了她的命还难受。
她把书用一层层的油布，包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她把它藏在家里那个已经废弃的鸡窝的墙洞里，再用泥巴把洞口封上。她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埋在后院那棵老槐树的树根下。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提心吊胆。晚上睡觉前，她总要悄悄地去确认一下书还在不在，摸到那坚硬的轮廓，她才能安心睡去。在那个信仰崩塌、人人自危的年代，这本承载着一道命令的书，成了她唯一的护身符，守护着她内心深处最后一块没有崩塌的阵地。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生活终于彻底安稳下来。丈夫去世后，儿子王建国把她接到了城里，住进了崭新的楼房。
她从乡下带来的行李不多，最贵重的，就是这本历书。它终于不用再躲躲藏藏，被翠平郑重地放在了床头柜上，放在了她一睁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它成了一件圣物。成了一个老太太对抗时间、对抗遗忘的唯一武器。她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有时候会忘了昨天吃了什么，忘了邻居姓什么。可只要她一摸到这本书，四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余则成的每一个眼神，他说话的语气，他手指点在书脊上的力度，都会瞬间变得清晰无比。
她每天擦拭这本书，就像在擦拭自己的记忆。这本书在提醒她，她不只是王建国的母亲，不只是一个等着老去的普通老太太。她曾经是“翠平”，是和“余则成”这个名字并肩战斗过的人。
这本书，就是她的身份，她的过去，她的一切。
翠平很疼爱自己的小孙子，虎头虎脑的虎子。虎子今年六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奶奶床头这本“老古董”，自然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那天下午，翠平在厨房里包饺子，虎子一个人在奶奶屋里玩。他拿起那本厚厚的历书，学着大人的样子，装模作样地“看”着。他觉得不好玩，就把它当成了积木，在地上搭起了房子。玩得兴起，一不小心，小手用力过猛，“刺啦”一声，竟然把书的封底撕掉了一小块。
虎子吓了一跳，赶紧想把书放回去。慌乱中，又碰倒了床头柜上的水杯。满满一杯水，“哗”地一下，全洒在了书的封面上。
翠平听到声音，走进屋里，看到眼前的一幕，心脏像是被人狠狠地揪了一下。
她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从孙子手里抢过那本书，看着那块被撕掉的角和封面上迅速洇开的一大片水渍，她第一次对她最疼爱的孙子，声色俱厉地吼道：“谁让你动我的东西的！”
虎子被吓得“哇”一声哭了出来。
翠平却顾不上去哄。她拿着书，用自己的衣袖，慌乱地去擦上面的水。可水已经渗了进去，那块被浸湿的牛皮纸封面，颜色变得深一块浅一块，还微微有些起皱。
她呆呆地看着那块无法复原的湿痕，眼中第一次充满了无助和恐惧。她突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一个她从未想过的问题：这本书，和她一样，都在变老，变脆。它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它也会被撕坏，会被水泡烂。
如果有一天，它彻底烂掉了，碎成了粉末，那她和“他”的最后一点联系，她坚守了一辈子的这道命令，是不是也就跟着灰飞烟灭了？
这个可怕的想法，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瞬间缠住了她的心脏，让她不寒而栗。
04
孙子撕坏书的那件事，像一根针，扎破了翠平维持了四十年的平静。
那道命令——“永远别拆”，开始在她的心里，变得不再那么坚不可摧。
她开始频繁地做梦。梦里，不再只是那个刮着风的天津夜晚。她梦到那本书在她手里，像沙子一样流逝，她怎么抓都抓不住。她梦到余则成站在她面前，一遍遍地问她：“翠平，命令你还记得吗？”可他的脸，却越来越模糊。最后，她梦到书在她怀里，突然自燃起来，火光中，她听到余则成在叹气。
每一次，她都会从梦中惊醒，然后一身冷汗地坐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去摸床头那本书。摸到那熟悉的、坚硬的轮廓，她狂跳的心才能稍微平复一些。
现实的刺激，也接踵而至。
她的身体，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有时候下楼买菜，走到一半，会突然想不起来自己要买什么。有时候对着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后，连电视剧演到哪儿都忘了。
记忆力像一个漏水的筛子。可越是这样，四十年前的那些事，反而越是像刻在骨头里一样，清晰得可怕。余则成说话时嘴角的弧度，他皱眉时的样子，他最后转身离去时那个决绝的背影……
她怕。她怕自己哪天就真的彻底糊涂了，忘了这道命令，也忘了他这个人。
儿子王建国，也似乎从上次废品站事件中察觉到了什么。他不再提议把书扔掉，反而用一种很诚恳的态度，跟她商量。
那是一个晚饭后，儿媳和孙子都出去了，家里只有他们母子俩。王建国给母亲倒了杯热水，犹豫了半天，才开口。
“妈，我知道那本书对您有很特殊的意义。”他小心翼翼地措辞，“是不是……是我爸留给您的遗物？”
翠平端着水杯的手，猛地一抖。
“我爸走得早，我对他没什么印象。”王建国叹了口气，继续说，“您要是舍不得，咱们也别让它就这么放着了。现在外面有那种专门修复旧书的地方，咱们找人把它修复一下，弄得好好的，然后用个玻璃框子裱起来，挂在墙上，您天天都能看着，还好保存。您看行不行？”
儿子的一番好意，每一个字，却都像针一样，狠狠地扎进了翠平的心里。
“你爸？”
她在心里苦笑了一声，喉咙里堵得难受。该怎么跟你说呢？傻儿子，那不是你爸留下的。那个男人，跟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他叫余则成，他是我名义上的丈夫，也是我真正的同志。我甚至，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
她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她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窗外从漆黑变成鱼肚白。
两个小人，开始在她的脑子里疯狂地打架。
一个小人穿着军装，一脸严肃地对她说：“陈翠平！这是命令！是纪律！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无条件服从！”
另一个小人，就是她自己，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哭着说：“可是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了！他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他是不是……早就忘了我？或者，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如果他不在了，那这道命令，还有意义吗？这四十年的坚守，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她想知道答案。
她太想知道了。哪怕是一个最坏的答案，也比这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等待要好。她觉得，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想在闭眼之前，给自己这漫长的一生，得到一个了结。
“永远别拆”的命令，是她作为战士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的念头，是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压抑了四十年的心魔。
忠诚与情感，在她那颗衰老的心脏里，展开了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天人交战。
05
一九八九年的清明节，天空中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把整个小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湿气里。
儿子王建国一家，一大早就去郊区的公墓，给翠平那个老实巴交的丈夫上坟去了。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翠平一个人。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很小。里面正巧在播放一个专题节目，讲的是海峡两岸开放探亲后，许多离散了几十年的亲人重逢的故事。
电视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机场紧紧地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那哭声，穿过电视，穿过四十年的光阴，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翠平的心窝。
她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无声地滑落。
她不想再等了。
她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关掉了电视。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单调的雨声，和她自己那擂鼓般的心跳声。
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咔哒”一声，反锁了房门。这个动作，带着一种决绝的、破釜沉舟的意味。
她走到床头柜前，拿起了那本她守护了一生的《农村历书》。
她把它抱在怀里，用脸颊贴着冰凉而光滑的封面。她的手指，一遍遍地、最后一次地，摩挲着那道厚厚的书脊，像是在跟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告别。
“则成，”她在心里，无声地默念着这个她只敢在梦里呼唤的名字，“对不住了……我要违背你的命令了。”
“我等不了了，我真的等不了了……我只想知道，只想知道你当年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她从床头柜的小抽屉里，翻出了一把小小的、银色的、平时用来修剪指甲的剪刀。
她的手，抖得厉害，几乎快要握不住那把冰冷的小剪刀。她做了几个深呼吸，想让自己的心跳平复下来，可一点用都没有。
她把书平放在桌面上，左手死死地按住书页，右手举着那把小剪刀，对准了书脊和封面连接处那条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缝隙。
她试了好几次，那颤抖的剪刀尖，才终于对准了目标。
她闭上眼睛，心一横，用了力。
“嗤——”
剪刀的尖端刺破了那层坚韧的牛皮纸，发出的轻微声响，在寂静得可怕的房间里，却显得格外刺耳，像是撕裂了四十年的时光。
她的心，也跟着这声响，猛地一颤。
没有回头路了。
她睁开眼睛，眼神里只剩下坚定。她的动作很慢，很笨拙，像一个第一次拿手术刀的医生，在进行一场无比艰难的、关乎性命的手术。
几十年的胶水早已干涸石化，粘得死死的。她用剪刀的尖端，一点一点地撬，一点点地划，把那些粘连在一起的纸屑和胶水末，慢慢地清理出来。
她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终于，在她的努力下，那道厚厚的、坚硬的书脊，被她从书页上，完整地剥离了下来。
她把书脊翻过来，看向它的内侧。
她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止了。
书脊的内侧，果然不是实心的。它被人用刀具，小心地挖空了一个长条形的、浅浅的凹槽。
那是一个夹层！
而在夹层里，静静地躺着一张被折叠得非常整齐、像个小豆腐块似的、已经泛黄的薄薄纸片。
它在那里，已经静静地躺了四十年。
翠平死死地盯着那张纸片，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她缓缓地、缓缓地伸出那只还在颤抖的右手，用食指和拇指的指尖，小心翼翼地，像是怕惊扰了一个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梦一样，将那张承载了四十年秘密的纸片，从夹层里，夹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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