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河北保定东关大校场，那两声枪响，估摸着到现在都有回音。
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位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红小鬼”，身上带着敌人的弹片，结果就这么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当时有多少人跑去求情？
太多了。
大家心里都想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能不能留条命？
哪怕是贬为庶民呢？
但这事儿到了毛泽东那儿，只有一句话，硬得像铁：“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非杀不可。”
这事儿看起来挺绝情，其实背后是一盘谁都不敢输的大棋。
新中国这份还没攒起来的家底子，要是不先杀几只蛀虫祭旗，哪怕盖起了高楼，地基也得塌个干净。
说实话，现在很多人看那个年代，光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飘飘，却忘了那时候咱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
1949年的中国经济，惨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个被掏空的核桃，外表看着像个国，里面全是空的。
慈禧太后那会儿就把家底败光了，后来又是军阀混战、又是抗日、又是解放战争，这一通折腾下来，真的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工厂里的机器全是废铁，铁路是断的一塌糊涂，就连种地的农民，手里都不见得有一把像样的铁锄头。
那时候咱们就是个纯粹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工业基础基本等于零。
在这种废墟上想搞建设，简直就是在沙堆上盖摩天大楼，这难度，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那怎么破局呢？
这招不得不服，既狠又准：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个“打扫屋子”可不光是外交上的事儿，更是在社会肌体上刮骨疗毒。
大家可能不知道，刚建国那会儿，这片土地上不仅穷，还特别“脏”。
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遍地的烟馆、横行乡里的土匪恶霸，这些玩意儿就像是长在国家身上的吸血鬼。
如果这些毒瘤不切除，你这边刚创造点财富，那边就被黑洞给吞了。
于是，一场雷厉风行的社会大扫除开始了：一夜之间封闭全北京妓院，雷霆手段禁绝鸦片，铁腕剿匪。
这不光是整顿风气，更是为了把那些沉迷黄赌毒、或者被黑恶势力压榨的劳动力给解放出来。
说白了，就是把闲人变成干活的人，全都投入到正经的生产建设里去。
屋子扫干净了，接下来就是最难的——怎么“攒钱”搞建设。
这就要提到那个被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日本与俄国现代化》里惊叹的“奇迹”了。
从1952年“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这二十多年，中国硬是勒紧裤腰带，把一个农业国拽成了工业国。
我也去查了下数据，真挺吓人的：到了1975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里的比重，直接飙到了72%。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中国彻底扭转了数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那个曾经连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钉”的国家，一跃成了当时世界公认的“第六大工业国”。
这种“超车”是咋实现的？
难道开了挂？
其实靠的是一种特别牛的“举国体制”。
当时的政治设计很有意思，除了政治协商，基层搞的是“老中青”三结合和“工农兵”三结合。
这招太绝了，老干部有经验，中青年有冲劲，工人农民懂实际，大家拧成一股绳。
最神的一点是，为了解决技术人才短缺，国家直接打破了阶层壁垒，让知识分子下乡，让农民工人进夜校。
咱们熟悉的杂交水稻，就是在这种“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背景下搞出来的。
这种全员动员的深度，在人类工业化历史上都是独一份的。
但是，攒家底这事儿，最怕的就是守家的人监守自盗。
1950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不仅仅是抓贪官，更是一场保卫战。
毛泽东心里跟明镜似的，如果任由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滋生，那之前流的血、搞的土地改革、公私合营，最后全得变味。
那两颗子弹，实际上是给全党全军立了一块铁碑：在法律面前，没有什么丹书铁券，谁敢动人民的“奶酪”，谁就是死路一条。
回过头来看，2022年中宣部出的《理论热点面对面》里，用“奇迹”俩字概括那个时代的建设，是一点水分都没有的。
今天我们依然严打黄赌毒，依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依然对腐败零容忍，这些治理逻辑的根子，其实早在七十年前就已经扎得死死的了。
很多人总爱假设，如果毛主席活在今天会怎样？
其实答案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还是对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死磕，或者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底色，依然延续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
那个带领中国人“攒下第一桶金”的老人，其实从来就没离开过。
参考资料：
罗斯·特里尔，《日本与俄国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17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22》，学习出版社，2022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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