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克放
众人眼中的沈伊娜
沈伊娜，是我母亲沈安娜的亲姐姐，是我未曾谋面的亲姨妈。
听母亲沈安娜讲，她19岁受命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从事我党情报工作时，收到的第一封神秘的“暗语信”，是伊娜从上海发出的；母亲从杭州发往上海的第一封隐藏情报的“药水密写信”，是伊娜接受的……母亲沈安娜每讲一次沈伊娜的故事，讲到情深处，会陷入无尽思念，有时会哽咽流泪说：“沈伊娜，是我亲姐姐，是你的亲姨妈！可惜，她年仅30岁，就悄然离世了……”
当我崇敬又惊诧地追问时，母亲意味深长地解释道：伊娜，是大动荡时代下的小人物，却干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那是因为伊娜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与中共隐蔽战线一些有名的人物，紧紧相连！
中央特科中专做秘密情报工作的王学文，曾是日籍红色特工中西功、西里龙夫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和革命引路人。被称为“舅舅”的王学文，是沈伊娜的第一位党内领导人。1984年，母亲带我去见晚年的“舅爷爷”王学文时，他对母亲说：“你姐姐伊娜是个好孩子，交她办的事，我很放心！”
把国民党军事地图偷出来交给王学文的姚子健，是与沈伊娜接头联络的，然后由伊娜与其丈夫舒曰信接收并运送出去。2005年，90岁的姚子健来到我们家，看望同为90岁的我母亲时感叹道：“因为伊娜，我才认识你安娜啊。伊娜，是我的好战友，我永远忘不了她。”
1935年秋，在上海浓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央特科被迫撤离，留下负责“办事处”的丘吉夫，是沈伊娜协助、掩护他，假装夫妻，“住机关”，保障丘吉夫完成中央特科最后的一些紧急撤离任务。
千方百计在上海大街小巷寻找毛泽东主席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李云，是抗日战争时期沈伊娜的直接领导人之一。1980年，晚年的李云对我母亲说：“我证明沈伊娜同志是共产党员。伊娜办事，我总是很放心。”
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并直接领导沈安娜、华明之情报工作的刘少文，在上海时期，沈伊娜担任过他的内勤交通员。传递紧急文件，运送手枪，她都干过。刘少文称赞伊娜：“是个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好同志。”
曾受到沈伊娜照顾关爱的老同志，见到晚年的我母亲时哭着说：“见到你安娜，就像见到伊娜一样，伊娜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比亲人还要亲呀……”
伊娜的丈夫舒曰信，更是深沉地对我母亲诉说：伊娜是我的爱人和战友，曾与我一道睡在亭子间水泥地铺上。没钱开火做饭时，四个大饼，伊娜让我吃两个半，自己只吃一个半。我整理好的情报，伊娜缝在旗袍内里，偷偷送到“舅舅”王学文手上。伊娜在血雨腥风中“跑交通”，承受的苦难和危险太多太大了，后来她的脸上慢慢失去了笑容，眼中也没了泪，只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我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挣脱包办婚烟的枷锁
沈伊娜，1912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封建家庭。她比安娜大3岁，与妹妹沈安娜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随着封建家庭的日渐没落，伊娜长到五六岁时，就开始帮着娘干活，不是拣菜擦桌椅，就是给妹妹弟弟喂饭。等弟妹吃完饭，伊娜才将不多的残羹倒在碗里，扒两口，就算一顿饭了。好在其父沈季航是个开明的秀才，在家开私塾。课堂前面坐着男生，布帘后坐着女生，伊娜便与安娜一起开始识文断字。父亲十分疼爱两个女儿，分别为她们取名为“珉”和“琬”，唤她们“珉儿”和“琬儿”，寓意如玉般洁白无瑕。后来，她们分别改名为“伊娜”和“安娜”。父亲还特别注重教练学生写毛笔字，安娜长大后写的一手好字，便是来自幼时练出的“童子功”。伊娜则是打扫课堂的那一个，有时还会从河塘采朵荷花，插在瓶子里，放在窗台上。入夜，伊娜在油灯下缝衣纳鞋，安娜便在旁学做女红。安娜在日后艰难困苦的年月里，飞针走线、裁剪制衣的一手好活儿，也是自幼练出来的。每每夜深，伊娜常常搂着安娜同床共眠。她们不大喜欢背《三字经》，却很喜欢背诵《木兰辞》。
1930年，伊娜18岁了，和安娜一起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可是没读多久，伊娜却被封建家庭许给一个大地主的儿子。这大地主的儿子比伊娜大十几岁，刚死了前妻便要再娶个大家闺秀，为他们家“传宗接代”。伊娜嫁过去没多久，就常在饭桌上被婆婆恶言恶语骂道：“这么长时间了，就知道看书写字，怎么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伊娜闻声放下筷子，离桌而去。这么倔的儿媳，叫婆婆更是恼怒，她不断地凌辱伊娜，甚至动手。伊娜常回家哭诉婆家的虐待，娘只得劝道：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安娜却愤怒地劝姐姐：“不要回去了！”伊娜自叹：“各有各命，我的命苦！有啥办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消息很快传到了苏北泰兴县城，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师生中炸开了锅，抗日救亡的呼声一声高过一声。此时，安娜刚上到初二，被本校很有影响的刘伯厚老师（共产党员）的“反帝反封建、救国救亡”呼声唤醒，满腔热情地跟随师生们，手拿小旗上街游行。老师声泪俱下演讲，呼吁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安娜也掏出口袋里的铜板。早在1926年，共产党就在泰兴建立了独立党支部，开展农民运动。苦难深重的泰兴百姓，犹如一堆干柴，被“救亡图存”的熊熊火焰一下点燃，整个小县城被烧得通红。伊娜在暗无天日的封建家庭里也被惊动，跑到街上，看到妹妹安娜随人潮举拳高呼口号的模样，又感动又羡慕。回到娘家，听安娜讲述刘伯厚老师的激情演讲，“抗日救国”成了百姓的共同心声。伊娜也被唤醒，不由得想到自身：“我要离开那个牢笼般的家，和安娜妹一样自由地活着，一道抗日救国！”
1932年，忍无可忍的伊娜终于发出了“我要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离家出走”的呐喊。第一个强烈支持的自然是妹妹安娜：“我与你一起离家出走！”特别是得到了深受学生爱戴的刘伯厚老师的鼓励：“要做个独立的新女性！去闯出一片新天地吧！”没几天，另一位恩师蔡振东听了伊娜的哭诉，从箱底摸出2块银元，塞到伊娜和安娜的手上，鼓励她们：“到上海去。”他又叮咛：“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交友要谨慎啊！”
那年月，原本是书香门第“沈太史第”的大家庭渐次腐朽没落，伯父、伯母等长辈不是抽鸦片抽死，就是患肺痨咳血咳死。随着长辈们相继离世，沈家的银子也随一场场的大办丧事而耗尽。还有军阀不停的混战，在泰兴县城烧杀抢掠。很快，沈家这个封建大家庭就分崩离析了。守寡的娘只得放手让姑娘出去，为伊娜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原本懦弱的娘被逼得坚强起来，变卖了几样陪嫁首饰，给两个女儿做盘缠，让她们到上海去求学。
1932年，一个夏日的清晨，伊娜与安娜在娘的目送下，离开了泰兴北门大街的沈家老宅，一人拎一个蓝布包袱，抹去眼泪，与娘告别。走走歇歇，直至傍晚才到长江边的小码头，登上过江的小火轮。此时，伊娜和安娜才真正感到离家的痛楚，看着黑沉沉的江面，不知未来在何处。安娜靠在伊娜的肩上，姐妹俩互相抹去眼中的泪。伴随小火轮“突、突、突”的声响，伊娜低沉而坚定地说：“我已离家出走了，从此不再认命！”安娜也同样坚定地说：“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天明时分，小火轮抵达了镇江。姐妹俩再辗转坐上火车，终于到了上海……
个人的命运要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两个操着浓重泰兴口音的江北姑娘，几经周折，总算在偌大的上海分别找到了有女生宿舍的中学。伊娜进了务本女中（现上海市第二中学），安娜进了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简称“南洋高商”），她们憧憬着新的学习生活。
然而，理想虽美好，现实却残酷。没多久，她们便看到了上海的“真面目”：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再一面是“租界插洋旗”。两姐妹身处两校，想倾听各自的所见所思，总是姐姐走好远去看望妹妹。安娜激情地讲述南洋高商的老师和同学思想进步，积极向上，特别是“破例”接收安娜入学的毛啸岑老师和师母对她的关爱，答应免去安娜部分学费。这里不仅学习氛围好，文体活动也十分活跃。本就生性活泼的安娜更是喜欢上了打篮球，可活动多了，肚子饿。有个刚从南洋回国不久，充满爱国热情的华侨男生，好心要请安娜出去吃饭。伊娜听此，劝安娜，泰兴的蔡老师叮嘱我们，交友须谨慎哦。安娜自然会意地点头称是。没吃饭的伊娜一边听安娜的诉说，一边计算着盘缠还有多少，怎么交学费、床位费、伙食费……几个月后，伊娜只读完一个学期，便对安娜说，钱实在不够开销，我退学，把盘缠集中给你一人上学吧。安娜当然不肯。可没过多久，伊娜竟自作主张毅然决然退了学，在离南洋高商不远处找到一家私人诊所，名义上是助理护士，实际是勤杂工。伊娜的第一份试用工资便塞到安娜手上，说道：“你每天吃饱饭，好好上学！”
1933年，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一，伊娜、安娜没有钱回家乡泰兴，便一同去给南洋高商的恩师毛先生和师母拜年。一进门，看到两位男生。毛先生给他们互相介绍：这位是华明之，那位是舒曰信，都是我南洋高商的高足。安娜，你与他俩是南洋高商的校友。伊娜也是秀外慧中的好孩子！
这年大年初一的邂逅，日后竟使伊娜与曰信，安娜与明之，成为各自生命中的另一半。不久，在南洋高商，便不时出现四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相谈甚欢。再后来，四人转移到舒曰信独自租住的“亭子间”（上海石库门弄堂屋顶上的小阁楼），秘密聚首，阅读革命新书，交流各自见闻，甚至议论时政。舒曰信总是侃侃而谈，关于社会的不公，人生的意义，青春的价值，令人耳目一新。聚首至夜，曰信总会说：“你们两姐妹有什么事，尽管找明之和我！”他还特意对沉默寡言的伊娜轻轻说：“别嫌脏，到我这里来也行！”
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舒曰信的这些革命的思想、激进的理念，是近两年受教于他们称为“鲁大哥”的老共产党人鲁自诚。1933年，鲁自诚发展舒曰信加入了共产党。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验和审核，鲁自诚将小舒转交给中央特科的王学文，协助王学文交友，做整编情报等内勤工作。王学文得知与小舒相识的华明之以及沈伊娜和安娜都有进步思想基础，便嘱咐小舒相机施以革命思想影响他们。
随后的日子里，在离南洋高商不远的“外国坟山”（今静安公园）僻静处，曰信鼓励明之参加由孙夫人宋庆龄领导的反帝大同盟的游行示威，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飞行集会”。同为南洋高商的校友安娜与明之，相约出现在法国梧桐树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伊娜大胆来到曰信租住的小亭子间，边收拾打扫，边倾诉衷肠。伊娜诉说那不堪回首的婚姻时，免不了哀叹：“我命苦，但我不认命了！可是怎么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呢？”曰信说，我是地主家庭的叛逆者，我的原名是庸之，可我不甘平庸、碌碌无为，我认定了我的理想和信仰，眼下是抗日救国，将来是共产主义。必须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于是我自作主张改名曰信。明之的原名是家骊，他不甘做一个“小家”的“骏马”，愿投身社会，追求国家光明的未来，所以改名叫明之。我们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伊娜，你也可以啊，我们一道跟随“鲁大哥”，跟随“舅舅”，做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伊娜与曰信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长谈，知道了“鲁大哥”与“舅舅”是共产党员，知道了共产党是政治组织，更知道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改变命运的路，已然出现在眼前，伊娜坚定地对曰信表示：我愿与你们同做革命事！虽然近处时时响起军警搜捕共产党人的警笛声，报纸上天天有共产党人被抓捕的可怕消息，伴随着日军步步南下“入侵华北”斗大的字，曰信却坚毅地说道：“改变命运的路，不仅在眼前，更在我们的脚下，在行动中！”曰信句句刻骨铭心的话，马上就从伊娜口中传到安娜的耳旁。安娜也说，我与明之交朋友，也听到同样的话，这些话来自“鲁大哥”和“舅舅”，也来自残酷的现实生活。安娜拿出曰信为即将从南洋高商毕业的明之写的“临别赠言”给伊娜看：
专读课本的好学生，现在欢喜看课外的书啦！
专管箩内的米，不管箩外的糠底人，现在不同啦！
他是进步了，在这分野的年头、分化的时代，
一个人要静止不动，是不可能的！
如何去把握正确的路，必然要由他的“变”来决定！
曰信赠言所包含的内涵，特别是那个“变”字，就是革命的命题。革命不仅激励了明之和安娜，更戳中了伊娜的芳心，从未尝过的“爱情”，以及曰信的“箴言”，在伊娜心中荡漾。革命与爱情融为一体，伊娜原本萎黄的脸泛起了红晕。
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要付诸行动
1934年，伊娜与曰信结婚了，并从此参加革命，成为中央特科后期的一名小兵。
不久，伊娜认识了舒曰信江苏宜兴的同乡兼同学姚子健。姚子健由鲁自诚和舒曰信介绍入党，并由中央特科王学文领导。姚子健从自己所在的南京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神不知鬼不觉弄来了一堆军事地图。王学文得知后仔细嘱咐曰信：让伊娜将地图装入菜篮，送到“舅舅”家，家门口有“舅舅”的女儿在“剥毛豆”，假装交谈一下，然后伊娜放下装有地图的菜篮，拎起姑娘身旁的另一只类似的菜篮，就这样“调包”。最后，伊娜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任务。从1934年到1937年，姚子健弄出来的国民党军用地图，被辗转送到了中央特科，经过层层充满艰辛的“秘密交通线”，最终到党组织手中，到了红军队伍中。伊娜或与曰信，或独自一人，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南京，都毫无惧色，乔装打扮成不同身份，一次次变换行动方式和路线，一摞一摞军用地图，几经周折，派上大用场。她因此受到王学文和上级领导的表扬。伊娜屡屡告捷，学会了“跑交通”，正式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名秘密交通员。曰信对安娜说，伊娜脸上的红晕，越来越好看了！
安娜不甘落后，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受到鲁自诚和王学文的正确指导，奉命以学到的速记技术，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相机为共产党搜集情报。
1934年11月，伊娜为安娜做了一碗面，祝福安娜19岁的生日。安娜即将赴杭州“上任”。在伊娜、曰信的小亭子间，四人小组最后一次聚首。为表示革命的决心，见多识广的曰信提议：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你们姐妹俩取个苏联姑娘的名字吧！安娜将原名“沈琬”，改为“安娜”；伊娜将原名“沈珉”，改为“伊娜”。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千难万险的长征路。曰信展开报纸，上面出现的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绞杀上海的“红队”邝惠安的血淋淋的新闻。共产党、革命者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伊娜、安娜，和曰信、明之一道，跟随着1924年入党的鲁自诚、1927年入党的王学文，毅然决然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场。王学文明确指示：由伊娜负责联络安娜的秘密情报工作。之后，伊娜往返于沪杭之间，干的是传递安娜的“暗语信”“药水密写信”的工作。
1935年初，安娜获得浙江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宣铁吾受蒋介石指令，对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闽浙赣、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粟裕、刘英领导的“挺进队”）进行“围剿”的军事情报，随即装在小皮箱里，大模大样带到上海的“亭子间”。曰信打开一看，这么机密的情报随身带着，却没一点伪装。伊娜嗔怪安娜：你真是个冒失鬼啊！曰信马上报告王学文。王学文说：“好啊，安娜第一炮打响了！”并立即向中央特科的领导王世英作了详细的请示汇报。于是，王学文在“亭子间”给安娜、伊娜和曰信、明之上了一堂中共情报工作的“大课”，教导他们必须遵照执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忠诚，保密，守纪，谨慎，交友，慎独，隐蔽，好学。这第一堂大课，使他们之后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从未走过弯路。同时，王学文又特意对伊娜指示：交通，交通，上下都通，是党组织最信任的人，肩负最危险的任务。伊娜把王学文的嘱咐牢记心上，在日后的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
1935年7月，经王学文批准，明之与安娜结婚了，定居杭州。由于伊娜在沪任务太多，不仅要运送姚子健的“军用地图”，还要保管运送秘密文件，有时陪护领导同志转移，忙不过来，且风险太大。王学文适时指示，今后，安娜在浙江省政府的秘密情报工作，由明之负责沪杭之间的联络交通，安娜一般不要跑上海，注意自身保护。
1935年秋，伊娜突然接到领导人的通知，给安娜发了一封“暗语信”，让安娜马上到上海“亭子间”。安娜、明之预料，肯定是特殊情况下有紧急事情了。安娜立即请假赶往上海，走进“亭子间”，只见曰信一人，未见姐姐伊娜。屋内很凌乱，姐夫曰信明显瘦了一圈。曰信告知，上海风声实在太紧，上级有令，“舅舅”撤离上海，由一位新领导“小张”负责，伊娜正协助掩护他住xx公寓，已有些日子了。现在“小张”要见你，你赶快去。安娜知道“小张”是化名，不多问便马上前往。到达xx公寓，只见伊娜在做饭，说“小张”马上回来，你叫他“阿哥”就行。不一会儿，“小张”进门，热情与安娜握手。伊娜张罗三人坐下吃饭，边吃边谈。“小张”说，现在上海风声越来越紧，被抓、被杀、叛变、自首的，越来越多。但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当然也不作无畏的牺牲，我们奉命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从上海分散出去，以利再战。安娜、明之、伊娜、曰信，你们都是“舅舅”播下的种子，上级领导指示要保护好骨干力量。安娜、明之已在浙江省政府立足，有了得用的情报，做出了成绩，上级领导让我嘱咐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现在仍由曰信、伊娜联络，今后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与组织保持好联系，不能断了关系！安娜对“小张”的话听得明明白白，点头称是：“我记住了！”“小张”又对坐一边默默听讲的伊娜说：伊娜总是把该做的每件“小事”，当成“大事”来做，真是个好同志！伊娜低头浅浅一笑。
伊娜与安娜都记住了“小张”的嘱咐，一直付诸实践，可是此后再未见过这位领导“小张”。直到50年后，安娜才从李云口中得知，“小张”真名是丘吉夫，广东大埔人，一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后来，安娜又从一些资料中得知，丘吉夫是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在中央特科最危难的时刻，丘吉夫奉命担任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办事处负责人。后到延安抗大学习，学成后被派到南昌将方志敏烈士的遗作带出保存，并奉命到福建开展工作，最后于1947年在福州国民党监狱受尽折磨而牺牲。丘吉夫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可是至今他的光辉事迹仍有许多尚无人知晓。
把每件该做的“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做
1935年秋之后，伊娜、曰信在徐强、李云直接领导下工作了相当长时间，伊娜仍是“跑交通”。徐强、李云夫妇是中央特科专司情报工作的重要骨干成员。有一次，李云让伊娜把她收到的我党密件，送交上海红军办事处。伊娜深知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她把密件缝在皮鞋的鞋垫里，脚蹬皮鞋，身穿旗袍，打扮成时髦少妇模样，去“跑交通”。直到跑完，回家了，才瘫倒在床上，脸色煞白，汗水浸湿了内衣。伊娜与明之约定在上海xx路交接安娜获取的情报，伊娜会利用大商店玻璃橱窗的反光，观察身后是否有“尾巴”盯梢，明之趁势蹲下，假装系鞋带，随即把藏在鞋底的情报，塞到“路过”的伊娜手中，伊娜很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曰信说，伊娜一个弱女子比他这个大男人还熟悉上海的弄堂小巷。但伊娜也有更多的惊恐，只是默默藏在心里，不敢告诉曰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爆发。国民党中央政府向浙江省政府频频发来电文，安娜与明之获取不少有用的情报，正准备密藏在饼干筒中，由明之送往上海。突然，在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前夕，伊娜来到杭州。她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根据当前形势，日军侵华战事肯定迅速扩大。如战事扩大到杭州，你们可随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走，等待时机。党组织会与你们联系，或你们主动与组织联系。”安娜看看怀中刚满周岁的儿子庆来，正不舍时，伊娜果断地说，把庆来交婆婆带到上海帮忙抚养，你们俩就可以“轻装前进”了。这不是“小事”，是“大事”！伊娜随即拿起密藏情报的饼干筒，留下一个浅浅的微笑，表示鼓励和告别，转身走了。晚年的安娜说，没想到杭州一别，竟然是我与姐姐伊娜的永别！
1937年，伊娜在高原领导下做交通员。1934年底，高原在中央特科后期被派到上海搞情报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以华东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的名义，从事秘密情报及其他工作。一次，高原要去外地工作，他爱人刘佩侠怀胎九月，即将临产。伊娜马上赶到高原家，让高原放心外出，由她照顾刘佩侠大姐。伊娜接送佩侠大姐进出医院，回家后又帮小婴儿喂奶、洗尿布，做饭，打扫卫生，忙前忙后，一刻不停。直到高原执行完任务回家，看到母婴平安，伊娜才笑一笑，摆摆手，放心地离去。
1939年秋，伊娜、曰信由刘少文、吴成方领导。此时，刘少文担任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伊娜担任刘少文的“内勤交通”。一次，刘少文让伊娜去传达紧急通知，适逢上海刮台风、下暴雨，曰信叫伊娜等雨小点再出发。伊娜说，“紧急通知”不能等，随即撩起旗袍、拎上鞋，冒着风雨冲出去，连走带跑，抓紧时间，传达了通知。等完成任务回到家，伊娜浑身湿透，才发现双脚被碎石玻璃划破满是血，瘫倒在床上。又一次，刘少文让伊娜运送一把小手枪。伊娜仔细地把手枪缝在手提坤包的夹层底下，自己精心打扮一番，像个贵妇“少奶奶”，大模大样上路。遇到“抄把子”（租界地查岗处），对行人搜身，她毫无惧色把双手轻轻抬起，将藏着手枪的坤包摇一摇，看都不看那凶神恶煞的巡警特务，就走过去了。看似轻松完成运送手枪的任务，实则是做事缜密细致，临危不惧。
1940年后，伊娜、曰信又在几位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吴成方领导下，坚持秘密情报工作。伊娜继续在血雨腥风中“跑交通”。
1942年12月，伊娜由于积劳成疾，没留下一儿半女，与世长辞，年仅30岁。
寡言少语、默默奉献的沈伊娜悄然离世了，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
1982年，沈伊娜逝世40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要求，对中央特科的历史和人员进行甄别审核，不少中央特科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的老同志在他们的口述实录中，时常出现沈伊娜的名字。他们动情地回忆沈伊娜的革命事迹。不久，中央调查部经过周密严肃的调研，作出了正式书面证明：沈伊娜同志早期参加我党情报工作，有一定工作成绩。沈伊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4年参加革命，党龄从1939年算起。其工作事迹历史证明材料已存入我党特科历史档案。
1985年，沈安娜亲笔撰写怀念伊娜姐的文章《地下战线无名卒》，登载于重庆《红岩春秋》期刊上。沈安娜满怀深情地写道：
伊娜，犹如中华大地上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一株不知名的小草，短短一瞬间，枯萎了，倒下了，但却滋润着、肥沃着这片土壤，使新的种子，在这儿一代代蔓延生长……
后来，母亲的口述回忆《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2016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母亲在口述中详细回忆了姐姐伊娜短暂而令人难忘的一生，不由得使我由惊诧转为崇敬，从未谋面的伊娜姨妈，时时回眸浅浅一笑，在我心中永远地活着！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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