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早春，贵阳的细雨一连下了三天。省城街口挂出的红底标语写着“彻底清算地主阶级”。就在同一条街，73号院内，一封“城乡联络处催款单”摆到了王家烈面前。昔日枪林弹雨里呼风唤雨的“贵州王”，此刻却被归入“地主”成分，必须尽快偿还“剥削债”。随着土改进入决算阶段，他那幢建于1929年的虎峰别墅成了重要筹码。
虎峰别墅坐落在黔灵山余脉，灰墙红瓦，罗马拱廊与木结构飞檐混搭，当年是贵阳城难得的混合式建筑。院墙外常年有士兵站岗，一度被市民称作“王公馆”。然而建国后它就变成省交通厅的临时办公处，王家人真正栖身的只有旁边那座普通四合院。如今，清算小组给出的数字是“二亿七”旧币，也就是几千万法币。对没了兵权、只剩一份政协副主席津贴的王家烈来说，这笔钱根本无处可筹。
“卖房子吧，您家别墅本就空着。”城乡联络处的干部提出建议，语气算是客气。王家烈沉吟片刻，没多推托。“那就卖。”他声音不高，却透着决绝。房子是权力的象征，如今权力成了过往，留着也只徒增负担。经多番评估，虎峰别墅只标到“二亿七”旧币，此价恰好填平债务。听到报价，他并未讨价还价。对话只一句：“麻烦诸位办妥。”那天，贵阳天空依旧飘着小雨，别墅里最后几件红木家具被搬出，抬脚的脚夫都未料到，他们手中的器物曾见证过一个军阀的巅峰。
回到三十多年前，1914年王家烈在遵义入伍还只是列兵。靠着身高、胆气和在讲武学校练出的本事他一路升迁，又因桐梓籍军人抱团，成为周西成、毛光翔后的第三号人物。1929年，蒋介石借“讨逆”令让他在贵州翻身，他随即修建虎峰别墅，将西式阳台与黔北坡屋顶嫁接，暗示自己“地方王侯”身份。房子竣工时，周西成已经病逝，毛光翔节节败退，王家烈自认为大局定矣。然而好景不过六年。1935年，蒋介石收编地方武装，一纸令将他调出贵州。失去财源后，别墅外墙的粉刷也渐少人问津。
抗战时期，他辗转武汉、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结成私交。有人传言他想重返贵州另起山头，却始终未获中央青睐。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时邀他出山，给了一纸“绥靖公署副主任”，实权寥寥。彼时解放大局已定，他干脆携眷回桐梓避风。年底，解放军遵义入城，地方干部将他接往贵阳，安置在政府招待所，虎峰别墅则借给交通部门办公。官方授予政协副主席头衔后，他低调行事，闲暇翻《左文襄公全集》，偶尔向文史馆口述桐梓系旧事。
进入五十年代，全国展开大规模土改。贵州的工作队深入桐梓、息烽、清镇，县乡一路划阶级、分田地。王家烈当年的田地不算多，大部分早已抵给亲眷或佃农，但依照政策，只要收租索息，就被划归地主。他缺的并非地产，而是偿债资金。虎峰别墅遂成最直接的资产。由于产权清晰，交易过程异常迅速：调查、评估、转让、付款，只用了不到两周。别墅成交当晚，交通厅挂起新的铜牌，门前哨兵换成解放军通信兵。对于贵阳市民，那不过是公章和制服的替换；对王家烈，则象征着个人历史的终点。
别墅售出后，他依旧住在四合院。1953年贵州省整编机关宿舍，四合院被划作交通设计院职工住宅，上级给王家一家四层楼住房，远比过去的官邸简单。那几年，他常拄竹杖在城里闲逛，街坊喊他“王公公”。有人怕他脾气大，其实他只嗓门高，遇茶就喝，遇旧部就塞钱。王守谦回忆，父亲每月补贴不高，但还是拿得出粮票布票接济昔日士兵。对旁人好，并不代表对往事无恨。提起蒋介石缺饷的旧账，他会猛敲烟杆，低声骂一句“欠债不还”。
1966年春，他再次病倒。左侧偏瘫后仍坚持翻《列宁全集》，但已难成篇幅。弥留之际，他向孩子们提出火化请求——“我没给国家立功，就别占地方。”8月11日，大儿子王绍汉、幺子王守谦等人遵其遗愿完成火葬。虎峰别墅此时已换了第三任机构，院内栽满香樟，红墙斑驳，却仍可辨当年格局。贵阳市民多半不知这座楼曾卖过“二亿七”旧币，也不再关心别墅原主人的恩怨荣枯。历史翻页后，昔日“贵州王”的名字只偶尔出现在地方志，与一串交易数字相连：二亿七旧币，约合今日三万元上下。数字不大，能写进档案，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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