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为了上海户口，我嫁给了75岁的陆文渊。
领证当天，一回到他那栋爬满爬山虎的愚园路老洋房，他便将一份协议推到我面前。
白纸黑字，清楚写着：3年后房产归我，户口即刻可迁，条件是每周陪他吃一顿饭、说说话，此后便互不干涉，各自生活。
我签下了名字。
3个月后，陆文渊突发脑梗，生命垂危。
医院走廊里，他那位10年未曾归家的儿子陆维钧，当着我与急救人员的面，将那两份协议彻底撕碎。
“我爸说了，”他盯着我，“协议作废，这房子，你休想。你不过是个——别有所图的骗子。”
急救推床的轮子碾过那些碎纸，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朝着手术室方向远去。
而我站在原地，手里紧握着他病倒前一周，莫名交给我的一本旧日记。
01
2018年6月的上海，长宁区民政局门口的法桐树正是飘絮的季节。
我站在那扇沉重的玻璃门前，感觉手心全是黏腻的冷汗。
身边站着的男人已经七十五岁，头发像落满了霜，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棉麻衬衫，洗得有些发软。
他叫陆文渊，是我今天要登记结婚的对象。
十五分钟前，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接过我们的身份证，眼神在我们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开始办理手续。
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歪歪扭扭的墨痕。
陆文渊忽然伸出他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按住我的手背。
他的手很凉，皮肤干燥得像秋天的树叶。
他低声说：“别紧张。”
我没敢看他的眼睛，视线死死盯着桌上那两本空白的结婚证，感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快要喘不过气。
从民政局出来，陆文渊带我回了愚园路的老房子。
那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墨绿的一片。
他从书房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轻轻推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越读心跳得越快，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第一条：愚园路某弄某号房产于婚后三年内完成过户手续，登记至乙方名下。
第二条：乙方户籍可迁入甲方户籍所在地。
第三条：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互不干涉彼此生活，各自居住，保持必要距离。
第四条：三年期满后双方自愿办理离婚手续，上述房产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提出任何异议或反悔。
我抬起头，嘴唇干得发疼。
陆文渊站在窗边，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洒在他身上，给他的白发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
他的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深水，看不出任何波澜。
他转过身，声音平稳地说：“签字吧，房子会给你，户口也会帮你办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生活。”
我紧紧捏着那份协议，指节都泛白了。
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更不敢相信的是——仅仅四个月后，这位老人会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
而他的亲生儿子，会站在我面前，当着我的面，把这份协议撕成碎片。
1
时间倒回到2018年3月，上海。
凌晨四点的医院走廊又冷又长，只有尽头护士站的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
我靠在冰凉的椅背上，眼皮沉重得像挂了铅块，但手机就在这时震动了一下。
是弟弟发来的微信。
我点开，屏幕上短短一行字：“姐，导师说如果今年户口还落不下来，明年那个留校名额可能就要给别的同学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却一个字也回复不出来。
把手机扣在桌上，我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光线昏黄的旧灯管。
消毒水的气味无孔不入地钻进鼻腔，刺得眼睛发酸。
我想告诉他别着急，姐姐会有办法的，可是这句话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一个从江西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拼尽全力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微电子专业，研究生阶段跟的还是国内芯片领域的顶尖导师。
如果因为一个户口问题，毕业后只能回老家发展，那他这么多年熬过的夜、吃过的苦，又算什么？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口闷得发疼。
七年了。
我在这家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做护士，整整七年。
七年里我没买过一支像样的口红，没穿过一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
租的房子在闵行老旧的居民区，夏天热得像个蒸笼，我也只是开个电扇硬扛。
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准时寄回了老家。
母亲因为腰椎严重损伤已经卧床十一年，每个月的药费、请护工的费用，还有弟弟的学费生活费，像三座大山压在我肩上。
弟弟沈念安很争气，从江西抚州的小山村一路考到上海复旦，本科保研，选的还是国家急需的芯片设计方向。
他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母亲每次跟人通电话都要念叨，说沈家祖上积了德。
可是祖上积再多德，也变不出一个上海户口来。
念安今年研二，导师手里有一个珍贵的留校科研助理名额，但硬性条件就是申请人必须拥有上海户籍。
没有户口，这个名额就和他无缘，毕业后大概率只能离开上海。
一旦离开上海，他学的这个尖端方向，在小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这么多年的心血可能就白费了。
我几乎跑断了腿，问遍了所有可能的路。
人才引进？我一个大专学历的护士，根本够不上门槛。
居住证转户口？我的社保年限还差好几年。
买房落户？我连一个厕所大小的首付都凑不出来。
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每一条路都走不通。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玻璃罩子里，看得见外面的光，却怎么也冲不出去。
我把脸埋进臂弯里，温热的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护士服的袖子。
走廊尽头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是同科室的护师王春梅下夜班了。
她走过来准备和我交接，看见我通红的眼睛，愣了一下，压低声音问：“念安户口的事，还是没着落？”
我点了点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王春梅沉默了一会儿，拉过一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注意，才凑到我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我跟你提个法子，可能不太体面，但你听听看。”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变成了气声：“假结婚，听说过吗？找一个有上海户口、年纪大的本地人，给他一笔钱，领个证，把户口迁过去，等年限到了再离婚。”
我的心猛地一跳。
王春梅继续说下去：“我有个远房表妹就是这么操作的，找了个快七十岁的退休工人，前前后后花了二十五万，户口落定之后就离了，现在人家在上海过得挺好。”
二十五万。
那是我省吃俭用、加班加点攒了快六年的全部存款。
我死死咬住下嘴唇，脑子里一片混乱，像有无数只蜜蜂在嗡嗡作响。
假结婚，这种我以前只在社会新闻里瞥见过的灰色交易，现在竟然成了我面前唯一可能的路。
可是，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王春梅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你自己好好想想，别勉强，这毕竟不是件小事。”
我点点头，站起来往外走，脚步虚浮，感觉像是踩在棉花上。
走出医院大门，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早班的公交车开始在路上穿梭。
我站在空旷的站台上，看着行色匆匆赶去上班的人群，突然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这座城市如此庞大，如此耀眼，高楼大厦里的灯光彻夜不熄。
可是这些繁华和光亮，没有一丝一毫是属于我的。
回到那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出租屋，我一整夜都没能合眼。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王春梅的话在耳边反复回响。
假结婚，二十五万，三年后离婚。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走到这一步，可现实像一只无形的手，把我一步步推向这个悬崖边。
02
第二天去医院上班，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配药的时候差点拿错了剂量，被护士长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下午两点多，急诊科转送来一个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七十岁左右，送来时已经意识不清，脸色发绀。
我和值班医生全力抢救了近三个小时，老人的心跳才终于恢复了稳定的节律。
家属等候区里，一个穿着精致套装、拎着名牌手袋的中年女人一直坐立不安。
当老人被推出抢救室时，她猛地扑到移动病床边，抓住老人的手，声音带着哭腔喊道：“爸！爸你醒醒啊！我还没接你去新房子享福呢——”
我站在抢救室门口，看着这一幕，鼻子突然一酸，眼眶不受控制地热了起来。
我想起了我父亲。
父亲是在我十四岁那年去世的，镇上的小煤矿出了事故，他被埋在了下面，连完整的遗体都没能找回来。
矿上赔了十几万，可这笔用命换来的钱，几乎全被大伯和三叔以各种理由“借”走、瓜分了，落到我们孤儿寡母手里的，少得可怜。
母亲当时就气得晕了过去，从那以后，腰伤就再也没好过，彻底卧床不起。
那些亲戚，至今还住在我们老家隔壁，每年春节回去拜年，还能碰见。
母亲总是说，算了，都是亲戚，别记恨。
可我怎么能不记恨？
父亲用生命换来的那点保障，被他们如此轻易地挥霍掉了。
我这些年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不敢停下，不就是为了让母亲和弟弟的日子能好过一点吗？
晚上下班后，我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站了很久，最终还是给王春梅发了微信。
我只写了四个字：“我想试试。”
王春梅很快回复：“那我帮你打听打听，确实听说有个老先生条件合适，就是人比较孤僻，不太好相处。”
我回复：“没关系，只要能办成户口，怎样都行。”
四天后的傍晚，王春梅带我来到了愚园路。
这里算是上海中心城区保存完好的老街区之一，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荫浓密，掩映着一栋栋颇有年代感的花园洋房。
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弄堂往里走，在一扇墨绿色的铁门前停了下来。
王春梅指了指门：“就是这儿了，老先生姓陆，以前是静安区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退休很多年了。”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翻腾的不安，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门。
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暗淡，但出乎意料地整洁。
四面墙都是顶天立地的老旧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空气里飘浮着淡淡的纸张和旧木头的气味。
靠窗的角落摆着一台黑胶唱片机，正悠悠地播放着江南丝竹乐，曲调婉转。
一位老人坐在窗边的藤椅上，头发全白，穿着一件简单的浅灰色棉麻衬衫。
他闻声抬起头看向我，眼神平静，却带着一种疏离的审视感，让人有些局促。
我暗暗给自己打气，努力让脚步显得稳一些，走到他对面。
老人没有起身，也没有寒暄，只是指了指旁边一张同样老旧的椅子：“坐。”
我在他对面坐下，双手有些无措地放在膝盖上。
王春梅在门口对我做了个“加油”的口型，便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这位陆老先生，还有那缠绵柔软的丝竹乐声。
他静静地看着我，那目光不像在看一个人，更像是在打量一件物品的细节。
过了半晌，他才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你就是沈佳宁？”
我点点头：“是的，陆老师。”
他“嗯”了一声，从身旁的小茶几上拿起一张纸，那是我之前应王春梅要求准备的个人情况简介。
他戴起老花镜，低头看着，一边念出声：“沈佳宁，二十七岁，江西抚州人，上海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护士，工作七年，未婚。”
我没有接话，感觉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他放下那张纸，忽然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你弟弟研究的具体是芯片哪个细分方向？”
我怔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主要是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偏向通信芯片。”
老人点了点头，又问：“他的导师，是姓陈吗？陈启明教授？”
我更加惊讶了：“您……您认识陈教授？”
老人的嘴角似乎极轻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他摘下老花镜，慢慢地说：“陈启明，是我三十多年前带过的学生，第一届。”
我彻底愣住了，世界有时候真的小得让人难以置信。
老人沉默了片刻，目光投向窗外摇曳的树影，重新开口：“你的情况，小王大概跟我说了，你需要一个上海户口，对不对？”
我用力点头：“对，我弟弟他……很需要这个机会。”
老人转回头，目光重新落在我脸上，很直接地说：“我可以帮你，但我有条件。”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准备听他说出那个数字。
二十五万，或者更多，我都认了，就当是给弟弟的未来买一张门票。
然而，老人却摇了摇头：“我不要你的钱。”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抬头愣愣地看着他。
老人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一排书脊，背对着我说：“我儿子一家在美国，快十年没回来过了，我老伴五年前走的时候，他也没能赶回来见最后一面。”
他的声音很平稳，但我却听出了一丝深埋的寂寥。
他转过身，目光直视着我，说出了他的条件：“我不想等我死后，这栋我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便宜了那个心里没有这个家的人。你跟我登记结婚，三年后，房子可以过户给你。”
我张了张嘴，震惊得说不出任何话。
他继续平静地陈述：“你弟弟留校的事，我可以试着跟陈启明提一提。你的户口迁移，我也会帮你办妥。我的要求是——在这三年里，你每个星期至少来看我一次。”
他顿了顿，补充道：“不用你做任何家务，不用你伺候，就像……就像一个晚辈来看看独居的长辈，一起吃顿饭，随便聊聊天，就好。”
我紧紧盯着他那张布满岁月沟壑的脸，试图从中找出任何一丝虚伪或算计的痕迹。
可是他的眼神太过于平静了，平静得像秋日深潭的水面，反而让人心里没底。
我忍不住问：“陆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我？”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缓缓下移，落在我的手上。
我条件反射般低下头，看着自己这双因为常年频繁洗手、浸泡消毒液而显得粗糙、指节有些粗大、指甲剪得极短的手。
老人轻轻叹了一口气，声音里多了点说不清的情绪：“你弟弟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末尾的致谢部分，我碰巧看到了。他写了一句，‘谨以此文，献给我姐姐，她用自己的青春，为我换来了看世界的窗口’。”
他的话像一把钝刀，缓慢而沉重地割开了我这些年用麻木筑起的外壳。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大颗大颗地砸在我那双难看的手背上。
十年了。
从十七岁离开老家来到上海，做护工、读夜校、考护士证、进医院，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精打细算地生活，把所有能省下的钱都寄了回去。
我以为没人会在意这些，没人会看到我的付出和挣扎。
可眼前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却透过一句简短的致谢，看到了我那微不足道却又沉重无比的十年。
我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肩膀却控制不住地颤抖。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勉强平复下情绪，抬起头，用仍然带着泪光的眼睛看着他，很肯定地说：“陆老师，我答应您。”
从愚园路的老洋房出来，夜幕已经完全降临。
我独自走在被梧桐树影笼罩的人行道上，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的对话。
房子，户口，每周一次的探望。
这一切好得像一个不真实的梦，让我心里充满了忐忑和隐约的不安。
回到出租屋，我再次失眠了。
第二天上班，我强打精神，但还是有些心不在焉。
下班后我给弟弟念安打电话，没有提假结婚的事，只是像往常一样问他学习和生活。
念安说最近实验进展不错，但语气里还是透露出对户口问题的焦虑。
他犹豫着说：“姐，如果实在没办法，我毕业后回省城找工作也行，你别太为难自己。”
我的鼻子又是一酸，却努力用轻快的语气回答：“傻小子，说什么呢，姐有办法，你安心做你的研究，别的不用操心。”
挂断电话，我在狭小的阳台上站了很久，望着远处陆家嘴璀璨的霓虹灯火。
那些象征着财富和成功的摩天大楼，此刻像一根根冰冷的尖刺。
属于我的那盏灯，究竟在哪里？
经过整整三天的挣扎和思考，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拨通了陆文渊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我同意。”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传来老人平稳的声音：“那好，这个周六上午九点，我在长宁区民政局门口等你。”
03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天气晴朗。
我穿上了衣柜里最好的一件白色短袖衬衫，搭配了一条简单的深色裙子。
早上八点五十，我到达民政局门口，陆文渊已经到了。
他还是穿着那件浅灰色的棉麻衬衫，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背挺得很直。
我们没有多余的话，并肩走进了婚姻登记大厅。
大厅里几乎都是洋溢着幸福笑容的年轻情侣，他们依偎着，低声说笑，空气中仿佛都飘着甜蜜的气息。
只有我们两人，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七十五岁，沉默地站在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轮到我们时，工作人员接过我们的证件，她看了看身份证，又抬头看了看我们，眼神里闪过一丝讶异和探究，但职业素养让她很快恢复了专业表情，开始按流程操作。
拍照，填表，最后是签字。
拿起笔的那一刻，我的手又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
就在这时，一只苍老的手伸过来，轻轻握住了我拿笔的手。
陆文渊的手心很凉，却奇异地带着一种稳重的力量。
他低声说：“别怕，很快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的眼眶瞬间发热。
我定了定神，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在指定位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那两本印着国徽和大红喜字的结婚证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着照片上自己僵硬的笑容和身边老人平静的侧脸，恍惚间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
沈佳宁。
配偶：陆文渊。
我，就这样结婚了。
嫁给了一个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许多的老人。
走出民政局，初夏的阳光明晃晃地洒下来，刺得人睁不开眼。
陆文渊带我回到了愚园路的老洋房。
他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走进书房，从书桌抽屉的深处，取出了那份我们已经谈好的协议，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再一次逐字逐句地阅读。
甲方：陆文渊。
乙方：沈佳宁。
一、甲方名下位于愚园路某弄某号房产，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满三年后，无条件过户至乙方名下。
二、乙方户籍可于婚后一个月内迁入甲方户籍所在地，甲方需提供必要协助。
三、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私人生活与社交，分开居住，保持独立生活空间。
四、三年期满后，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上述房产归乙方所有，甲方及其亲属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我的手微微颤抖着，看完后抬起头，声音有些干涩：“陆老师，您真的……什么都不要吗？”
陆文渊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边，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一幅黑白照片上。
照片里是一位烫着复古卷发、穿着旗袍的温婉女子，笑容柔和，眼神明亮。
他看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遥远的怀念：“我老伴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一个人。她总说，文渊啊，你得找个人，不说照顾你，至少能时不时说说话，别让自己太孤单。”
他转过身，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身上：“现在，我找到了，她叫沈佳宁。”
他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这样，以后我去那边见她，也算有个交代了。”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又酸又涩，眼泪差点又掉下来。
陆文渊将一支黑色的签字笔递到我面前，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稳：“签字吧。房子以后是你的，户口也会办好。从明天起，我们就按协议，各自生活。”
我接过笔，在乙方签名处，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
那一刻，我的手在抖，我的心也在颤抖。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将我引向何方，是对是错，未来是福是祸。
我只知道，为了弟弟，为了这个家，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签好协议，陆文渊让我先回去休息。
他说户口迁移的事情他会着手办理，让我不用担心，照常工作就好。
我离开那栋安静的老洋房，走到弄堂口时，忍不住回头又望了一眼那扇墨绿色的铁门。
从今天起，在法律上，我就是陆文渊的妻子了。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荒谬，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沉的、难以言说的悲哀。
接下来的一周，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我依然在医院忙碌，加班，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
周六下午，我按照约定，买了些新鲜的水果，再次来到愚园路。
陆文渊已经泡好了两杯清茶，桌上还摆着一小碟上海传统的绿豆糕。
我们面对面坐下，最初的几分钟有些沉默的尴尬。
还是陆文渊先开了口，语气寻常得像在聊天气：“你弟弟的事，我跟陈启明通了个电话。他让你弟弟下周三下午，直接去他办公室聊聊。”
我惊喜地抬起头：“真的吗？这么快？”
陆文渊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陈启明当年家境不好，是我帮他争取的助学金，他念这份旧情。你弟弟本身优秀，这事问题不大。”
我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站起来朝他深深鞠了一躬：“陆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他摆摆手，示意我坐下：“不必这样。坐下喝茶吧，绿豆糕是附近老字号买的，尝尝。”
我重新坐下，心里那块沉甸甸的大石头，总算挪开了一半。
弟弟的前途有了希望，这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我自己，走一步看一步吧。
那个下午，我在老洋房待了两个多小时。
陆文渊话并不多，但偶尔会说起这栋房子的历史，说起弄堂里曾经的趣事。
他说这里在几十年前住过不少文化人，夏天傍晚，大家喜欢坐在院子里乘凉聊天。
他说他和妻子是在这栋房子里举行的简单婚礼，一住就是五十多个春秋。
我静静地听着，偶尔应和几句，最初那种紧绷和尴尬，渐渐消散了一些。
这位老人，并不像最初感觉的那样冰冷难以接近。
他只是太孤独了，像一座被时光遗忘的孤岛。
04
七月初，弟弟念安的事情传来了确定的好消息。
陈启明教授亲自为他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那个留校科研助理的名额，基本上已经稳了。
念安在电话里激动得语无伦次，最后甚至带了点哽咽：“姐，我一定拼命干，以后一定让你和妈过上好日子！”
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却笑着骂他：“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事就哭鼻子？好好干，做出成绩来，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躲在护士值班室的角落里，任由眼泪流了个痛快。
这么多年的艰辛，无数个日夜的担忧，似乎在这一刻，都得到了些许慰藉。
弟弟的人生终于走上了更广阔的轨道，母亲的眉头也许能因此舒展一些。
至于我自己，至于爱情和婚姻，那些对我来说过于奢侈的东西，我早已不敢去幻想，也习惯了不去期待。
七月中旬，我的户口迁移手续也全部办妥了。
陆文渊将新的户口簿交到我手上，深红色的封皮，里面是我和他并列的名字。
户主：陆文渊。
妻：沈佳宁。
我捧着这本轻薄却又重如千钧的小册子，手指轻轻摩挲着纸面，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上海户口。
无数人挤破头、奋斗多年也未必能得到的东西，此刻就真实地握在我的手里。
我抬头看向陆文渊，嘴唇动了动，万千感激堵在胸口。
他却只是淡淡地说：“收好。这是你用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换来的，是你应得的。”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开了一罐啤酒，对着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一个人默默地哭了很久。
我想起刚来上海时，和几个同乡挤在潮湿的地下室，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想起在卫校读书时，同时打着三份零工，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我想起每次给家里汇钱后，看着银行卡里几乎归零的余额，那种混合着安心与茫然的心情。
现在，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我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有了一点微弱的立足之地。
虽然这立足之地来得如此非常规，甚至有些不光彩，但我不后悔。
为了我身后的家，我不后悔。
时间悄然流逝，转眼就到了十月初。
国庆假期前后，医院总是格外忙碌，我连续值了好几个夜班，黑眼圈重得像是画了烟熏妆。
又一个周六，我带着一盒新出的桂花糖藕，如约前往愚园路。
刚推开那扇虚掩的客厅门，我就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
客厅里多了一个陌生人。
那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岁出头的男人，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头发用发胶打理得一丝不苟，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价值不菲的表。
他正站在客厅中央，手里拿着一个紫砂壶端详着，侧着脸和陆文渊说话，语气显得有些随意，甚至有点轻慢。
听到开门声，他转过头来，目光像扫描仪一样，迅速而锐利地在我身上扫过。
那种毫不掩饰的审视和评估的眼神，让我浑身都不自在起来，仿佛自己是一件突然闯入的瑕疵品。
陆文渊开口，声音比平时更低沉一些：“佳宁，回来了。这是陆维钧，我儿子。”
我心里猛地一沉。
陆维钧，那个在美国十年未曾归家的儿子。
那个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未能赶回见的儿子。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礼貌地点头：“你好。”
陆维钧没有回应我的问候，反而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嗤，语气嘲讽：“爸，您这‘妻子’可真年轻，比我儿子也大不了几岁吧？这声‘你好’，我可担不起。”
陆文渊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脸色沉了下去：“维钧，注意你的言辞。佳宁是你法律上的继母，基本的礼貌要有。”
“继母？”陆维钧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把紫砂壶往茶几上一放，发出不轻不重的磕碰声，然后几步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冰冷，“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浪费时间。”
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给你一笔钱，一百二十万，你现在就跟我爸把离婚手续办了。户口你既然已经落了，我不管。但这房子，你想都别想。”
我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这突如其来的摊牌。
陆维钧见我没说话，以为我在犹豫，语气更加不耐，带着施舍般的倨傲：“这栋洋房是我爷爷留下的祖产，我妈生前明确说过，以后要留给我儿子的。你一个外人，别动不该动的心思。识相点，拿钱走人，大家都干净利落，否则……”
他故意没说完，但话里的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精明和冷漠的脸，忽然觉得有点可笑，那点最初的紧张反而淡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陆先生，你知道你父亲为什么愿意把房子给我吗？”
陆维钧冷笑：“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手段高明，骗了一个孤寡老人的信任。”
我摇了摇头，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不。是因为他不想把这栋承载了他一辈子记忆的房子，留给一个十年不曾回家看望他、连母亲临终都缺席的人。”
陆维钧的脸色瞬间变了，从傲慢的苍白涨成恼怒的紫红，眼神像是要喷出火来。
他猛地向前逼近一步，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来评判我的家事？！”
“维钧！”陆文渊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久违的严厉，他拄着拐杖站起身，挡在了我和陆维钧之间，“你给我出去！现在！”
陆维钧看着他父亲，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最终，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阴鸷得让人心底发寒。
他一把抓起沙发上的西装外套和车钥匙，转身大步朝门口走去。
厚重的实木门被他用力甩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整栋房子似乎都跟着震了一下。
客厅里瞬间恢复了寂静，只剩下我们两人，和空气中尚未散尽的火药味。
我站在原地，心跳依然很快，手心冰凉一片。
陆文渊叹了口气，显得有些疲惫，他指了指沙发：“坐吧，别站着了。”
我依言坐下，心里有些愧疚：“对不起，陆老师，我……我刚才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
陆文渊摇摇头，目光有些空洞地望着窗外：“不，你说的是事实。他……一直就是这样，心里只有他自己，和他那个小家。”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深深的无奈：“他从小跟他母亲更亲，总觉得我对他要求太严。后来他出国，结婚，有了孩子，就更少联系了。他母亲病了两年，他总共就回来过三次，最后一次，还是没能赶上……”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能沉默地听着。
陆文渊收回目光，看向我，眼神变得清晰而坚定：“这房子，我想给谁，是我的自由。佳宁，你记住，只要我还在一天，这份协议就有效，这房子，就会按约定给你。”
我的鼻子又开始发酸，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这位孤独的老人，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还在努力维护对我的承诺。
那天我待到很晚才离开。
临走前，陆文渊在门口叫住我，很认真地说：“佳宁，今天谢谢你。已经很久没有人，替我说句公道话了。”
我摇摇头：“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
他沉默了片刻，又说：“你弟弟那边，我会继续关照。你安心工作，别的事情，有我。”
我点点头，转身走进弄堂深沉的夜色里。
月光很淡，透过梧桐枝叶洒下破碎的光斑。
我慢慢地走着，心里乱成一团。
陆维钧的出现和他的威胁，像一片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原本看似平静的协议之上。
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就这样退缩。
不仅仅是为了房子，更是为了那份承诺，和这位给予我莫大帮助的老人。
我不能让他失望。
十月底的一个深夜，我刚值完一个大夜班。
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我累得几乎站着就能睡着。
靠在护士站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时，我给陆文渊发了条微信：“陆老师，明天我带点鲜肉月饼过来，新出的榨菜馅，听说不错。”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回复了，只有简短的三个字：“好，等你。”
我看着那三个字，疲惫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点微笑，把手机放回口袋，准备收拾东西下班。
凌晨三点，急诊大厅终于暂时安静下来。
我趴在桌上，迷迷糊糊正要睡过去，手机突然疯狂地震动起来，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猛地惊醒，抓过手机一看，屏幕上跳动着“赵阿姨”的名字——她是陆文渊请的，每周来帮忙打扫两次卫生的钟点工。
这个时间来电，绝对没有好事。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指有些发颤地划过接听键。
赵阿姨焦急万分、带着哭腔的声音立刻从听筒里冲出来：“小沈！小沈你快来啊！陆老师、陆老师他晕倒了！叫不醒！我已经叫了救护车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手机从掌心滑落，掉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手忙脚乱地捡起来，赵阿姨还在电话那头语无伦次地描述着情况，但我已经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了。
我猛地站起身，抓起椅背上的外套，甚至来不及和同事说一声，就跌跌撞撞地冲出了护士站，朝着电梯狂奔。
深夜的街道空旷寂寥，我站在医院门口，疯了似的朝着路过的出租车挥手。
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我拉开车门钻进去，声音都在发抖：“师傅，愚园路，快！拜托您快点！”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没多问，一脚油门，车子在夜色中疾驰而去。
我紧紧抓着前排座椅的靠背，指节攥得发白，眼睛死死盯着前方不断后退的路灯光影。
上周去看他时，他精神似乎还不错，只是淡淡提了句最近夜里睡不安稳，总梦见过世的老伴。
我当时还安慰他说是天气转凉的缘故，让他注意保暖。
现在回想起来，那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好征兆。
求求你，千万不能有事，千万不能……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冰冷的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紧了心脏，眼泪不知何时已经流了满脸。
车子一个急转弯，拐进了熟悉的弄堂。
老洋房的铁门敞开着，门口停着一辆闪烁着刺眼蓝红灯光的救护车，在这静谧的老街区里显得格外突兀和揪心。
我推开车门，几乎是从车里滚了下去，踉踉跄跄地冲进院子，跑上台阶。
一楼客厅的灯全部亮着，光线惨白。
几个穿着急救制服的人员正围在客厅中央，紧张地忙碌着。
我的视线穿过人影的缝隙，看到了躺在地板担架上的陆文渊。
他双眼紧闭，脸色是一种可怕的灰败，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一动不动，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我的双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倒在地。
赵阿姨从旁边扑过来扶住我，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声音破碎：“我、我来送他忘在我那的药……门没锁，我一进来，就看见他倒在沙发边上，怎么叫都没反应……”
我挣开她的手，扑到担架旁边，颤抖着伸出手，想去握陆文渊的手。
他的手冰凉，脉搏微弱得几乎难以感知。
“病人什么情况？！”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尖利而陌生，完全不像平时的样子。
一个正在检查监护仪的急救员快速回答：“突发大面积脑梗塞，情况非常危重，必须立刻送医院抢救！”
我胡乱地点着头，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陆文渊毫无知觉的手背上。
就在这混乱而绝望的时刻，我的余光瞥见了散落在不远处地毯上的一样东西。
几张纸。
是我熟悉的那种纸张，白底，上面印着黑色的字。
是那份协议。
它已经被撕扯开了，成了不规则的两半，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两只死去的白色蝴蝶。
我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一个冰冷而熟悉的声音，就在这时，从我身后传来，带着一种刻意压抑却依旧刺骨的寒意：
“你来得正好，沈小姐。”
我僵硬地、一寸一寸地转过头。
陆维钧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客厅门口。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风衣，衬得脸色更加阴沉。
他的目光先是在担架上昏迷不醒的父亲脸上停留了一瞬，那眼神复杂难辨，随即，便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扎在我身上。
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皮鞋踩在老地板上，发出清晰的、令人心慌的嗒嗒声。
他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停下，微微低下头，俯视着我，又看了一眼地上被撕毁的协议。
他的嘴角，极其缓慢地，勾起一个没有任何温度的弧度。
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砸在这死寂的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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