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9日凌晨两点的时候，武汉陆军总医院内科走廊里的灯泡在闪烁。陈愉端着搪瓷盆朝着水房走去，也许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会改变她的一生，也没有想到这起案件会成为压垮国民党民心的最后那一根稻草。之后档案记录显示，那天晚上她所穿的阴丹士林布旗袍被撕出了三道裂口，右肘有淤青，其形状好像是倒置的国民党党徽。
陈愉申诉的道路极为艰难。院长蔡善德一开始劝说进行私下和解，称每人赔偿两亿元，何必将事情闹大。训导长孙明非常的不讲理，还说陈愉已经生育过两个孩子了，不是处女。这种不讲理的逻辑，与后来查案时发现的销毁证据的行为形成了荒谬的对比：案发当天勤务兵把17号病房的地板进行了冲洗，住院部还把9月8日的值班记录丢失了。
舆论迅速地发酵起来。浙江同乡会率先发起攻击。汉口妇女会组建成为后援团。就连向来不参与政事的商会也拿出钱财来印刷传单。白崇禧一开始还想着将这件事情掩盖起来，直到蒋介石侍从室来电进行追问才成立专案组。这种上面推动一下下面才有所行动的官僚作风，和解放军如破竹般迅猛的攻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杜聿明在淮海战场弹尽粮绝的时候，武汉的军法处还在为被告的军衔高低而进行争论。
不过真正戳破谎言的是一个名为陈松连的勤务兵。当军法处找到他的时候，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正患有疟疾，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不小心说出了嘴：那天晚上崔主任让我在门口数脚步声。后来案件笔录显示，就是这一句无心的话语打破了六个人的攻守同盟。可惜历史十分奇怪，在1949年3月23日四人被执行枪决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到达了长江边，刑场上的枪声仿佛是在为旧政权敲响丧钟。
我回想起陈愉案结案之后的一个细节，在她离开武汉之前，她专门前往药店购买了三钱川贝，因为她丈夫楼将亮的肺结核已经到了晚期。这个举动比任何控诉都更让人心里感觉不舒服，当权贵们忙着争权夺利的时候，普通百姓所惦记的依旧是灶台上的药罐，或许这就是历史真实的模样，它不在宏大的叙事之中，而是存在于很多没有被记载的小地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