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 | 周江评：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范式——“新”理论、中国实践和讨论|世界级城市群|中国|周江评|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城镇化

导读

8月31号，202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学术研讨会二十三“全球视野下的城市规划”在沈阳成功召开。会上，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CCPR编委、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江评作题为《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范式——“新”理论、中国实践和讨论》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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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CCPR编委、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0年左右，中国城乡规划偏重土地城镇化，相对忽视自然环境与生活品质。新型城镇化战略（2014–2020）的提出，标志着对这一发展模式的反思，强调以人为本和环境友好的新范式。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正处于新的关键转型期。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的实践具有重要时代意义。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已趋于稳定，其丰富的研究与实践经验可供中国参考和比照。

回顾历史，中国长期以“西学东践”为主，借助西方理论与教育推动本土实践变革。然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当前正逐渐转向“东践西学”。中国在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等领域的经验，正在融入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甚至可能为世界提供新的方向。

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范式

根据Thomas Kuhn的定义，范式指在特定时空内界定某一学科的工作思路、目标、方法及概念的基本框架。范式帮助我们理解学科的核心要素及其演变规律，进而推动学科的存续与发展。范式的变迁决定了学科的走向：若旧范式消亡而无新范式替代，学科将趋于式微；若有新范式建立，学科则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城乡规划与城镇化研究同样遵循这一范式转换逻辑。

在西方与中国，城乡规划与城镇化的核心要素均可从目标、原则与路径三个维度进行理解：即最终追求何种目标，应遵循哪些原则，以及如何实施、由谁实施、实施过程如何受影响。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文献，城乡规划被定义为对城市经济、社会、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与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与管理；城镇化则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及城市持续发展的进程。这些定义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对城乡发展与规划范式的特色化理解。

中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

2.1

目标

西方城乡规划目标呈现多元性。Peter Hall与Mark Tewdwr-Jones指出，规划目标应涵盖公共卫生、教育、收入分配、社会流动性、环境品质及规划灵活性等多重维度。规划本身经历了从蓝图式、系统式到参与式的演变，目标逐渐由固定走向动态、争辩与过程化。Kevin Lynch则强调城市应具备明确的价值导向，并提出建成环境的七大评价指标：活力、感受、适应性、可达性、控制、效率与公平。他认为理想城市应能增强文化延续、保障群体生存、促进个体发展，并保持开放与弹性。Timothy Beatley提出“绿色城镇化”理念，主张城市应被视作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其对立面，并重点关注土地利用、社区发展、交通移动性、绿色城市建设及治理与经济议题。

中国城市发展目标通常更为宏大，注重战略定位。例如，深圳2030年战略提出建设繁荣、可持续、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并深化与香港的竞合关系；重庆总规（2007–2020）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强调建设西部中心城市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推动城乡统筹；拉萨总规则突出旅游、经贸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案例显示，中国规划更侧重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战略定位，较少涉及城市与自然、生态与经济间的辩证关系。

2.2

原则

西方学者对城镇化原则的诠释中，普遍强调经济与自然的融合。David Pearce提出“绿色经济”，主张将自然资本与传统资本同等对待，实现共同保值与增值。Paul Hawken批评西方政府过度补贴消费主义，认为真正发展应源于政府、企业与环境的协同，基础设施与民生改善比经济增长更重要。David Korten进一步批判消费主义，倡导“可持续阶级”生活方式，以减轻能源与环境压力，追求公正、可持续与幸福的经济目标。William McDonough与Michael Braungart提出“从摇篮到摇篮”理念，倡导循环无污染的生产消费体系。Donella Meadows等人则指出资源有限性，呼吁控制过度生产与消费，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17个中国城市案例分析来探讨中国规划实践的原则，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规划都提及生态保护与资源节约原则，但关注程度差异显著。如京津冀规划强调水资源约束，粤港澳规划追求绿色健康生活环境，昆山总规则将资源约束作为三大基本原则之一。这些实践表明，中国已逐渐重视生态原则，但仍多视其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非可增值的资本。与西方相比，中国在生态与经济融合方面仍有差距。

2.3

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两种新的规划路径，即参与性规划和新城市主义。参与性规划强调规划师更多作为顾问，帮助公众理解信息和梳理需求，而不再替公众直接决策。妥协和冲突成为常态，规划的任务更多是维持底线，而非追求理论最优。新城市主义强调历史反思与人性化，注重社会公平和文化延续。其价值体系相对稳定，注重空间品质与公平分配。

中国实践中参与性规划较为欠缺，通常将居民视为同质群体，较少考虑差异化需求与协作机制。规划多从空间尺度入手，逐步延伸至经济、生态与治理领域，普遍关注空间结构、产业、交通、市政与生态五大方面，并通过新区建设、城中村改造与新农村建设推动城镇化。这些路径侧重物质空间建设，相对忽视精神需求、价值重建、自主管理与制度创新，对企业角色与公私合作亦探讨不足。

结论：中国规划实践的特征与发展建议

中国城乡规划与城镇化实践表现出三方面特征。首先，几乎所有城市都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同时不同程度、不同视角地关注了环境问题。这与西方相应历史阶段的范式有相似之处。其次，发展目标更具广度与深度，注重全球与区域定位。第三，规划强调自上而下的宏观战略与空间建设，在城中村改造、乡村发展与城乡融合方面积累了独特经验。最后，中国在自然与城市关系、利益相关者协作、影响分析等方面仍较薄弱，需推进制度反思与创新。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规划未来应重点推进以下方面：

目标应更综合均衡，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涵盖社会、生态与文化等多维度。允许目标具有一定模糊性，包容争辩与妥协，使规划过程更开放、渐进和包容。社会的持续学习与制度创新是实现整体最优的关键。

将环境与资源视为机遇与挑战，推动自然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重，实现双重保值与增值。

重视精神与社会需求，城市发展需兼顾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引导与塑造。

超越物质空间设计，将制度创新、政策法规、教育与社会学习同步推进，以实现长远可持续性。

把握信息化与新技术机遇，善用社交媒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推动知识治理与规划转型，避免陷入“信息茧房”，以人文情怀和长远视野构建城镇发展路径。

展望未来，中国正从“西学东践”走向“东践西学”。其规划实践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延续与回应，更可能为全球规划思想提供新参照与引领。在目标、原则与路径方面，西方强调过程性、动态性与价值体系，中国则长于宏观战略与全球定位。中国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范式正在形成独特路径，这一范式既需完善，也具备为全球知识生产贡献中国智慧的潜力。

*根据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供稿单位：《城市规划（英文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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