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1日拂晓，黑龙江依兰河畔的枪声才刚停，新一军112团汽车连的士兵郑国良被带到战俘收容点。他看见一位戴军帽、肩扛“六纵”符号的指挥员在勘察缴获车辆，那人正是纵队参谋长洪学智。短短几分钟里，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眼前的俘虏将来会成为洪学智的专职司机，陪着这位将军走完辽沈硝烟、广州接管，再驶入异国朝鲜的炮火。
郑国良跟车技术好，又出身贫寒，政治部批准他编入解放军汽车连。半个月后，一辆日式卡车被刷上“解放”两个白漆大字，郑国良坐进驾驶座，洪学智斜挎驳壳枪踏上车厢，第一站是围攻四平。辽沈战役中，这台卡车在雨夜冲过敌阵，洪学智回忆：“要不是老郑那一下急打方向盘，后果难料。”这种场面，郑国良在往后的岁月里重复了无数次。
1949年底，部队南下。汽车驶入珠江口，洪学智让郑国良停在黄埔码头，指着满目疮痍的仓库说：“这地方，以后要装船出口汽车。”郑国良听得云里雾里；很多年后，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的解放牌CA10发送到广州，老郑才明白首长的远虑。
1951年春，志愿军后勤部组建车队，郑国良同行跨过鸭绿江。炮火最急的那几个月，前方需要弹药，后方缺医药，司机们昼夜连轴转。一次炸桥，卡车停在半截桥头，洪学智在副驾吼：“别回头，冲！”老郑一脚油门，木桥板就在车后坠入江谷。洪学智事后拍拍他的肩，笑着用安徽口音说：“命大。”
停战协议签订，郑国良复员，分到长春一汽。离别那天，洪学智写下一句：“有事写信。”随后交给警卫员一份表格，申请把老郑的转业渠道安排到技术工岗。1958年，一汽装配车间贴出“技术能手”榜单，郑国良榜上有名。海报寄到北京总后大院，洪学智放大镜对着名字看了好几遍。
1960年2月，北京到长春的蒸汽列车喷着煤烟进站。洪学智带着张文和两个孩子，默默拎着行李箱下车。此时他已调任吉林省农机厅，职务高却不显赫，待遇跟过去大不一样。雪还没化完，简陋的公馆里连像样的被褥都缺。三天后，一个身影推门而入，“啪”地敬礼：“洪司令，我是任荣，来看看您。”院里只有一把旧藤椅，两个人聊了一下午。任荣告辞时发现厨房只剩半袋高粱米，他没吭声。
半个月后，一辆卡车气门声哒哒停在大门外。两个战士搬下一袋黄豆，塞到走廊里，说是“军事秘密”。洪学智知道是谁，却没拆穿。他把黄豆分成几小堆，寄给在北京的孩子，又分发给单位困难职工，自家仅留一点。那年寒冬，孩子们啃着黄豆，嚼得格外香脆。
同样在那段日子里，单身宿舍的煤炉子呛得人睁不开眼。洪学智跑去楼里查看，老太太们用毛巾捂鼻，“煤炉子不冒烟，怎么热饭？”他当晚找到基建处要求装烟道，几天后楼道不再灰头土脸。吕占山的母亲这才知道，那个问长问短的人是厅长，老人拍着儿子胳膊念叨：“这人记着吧，大恩哪。”
洪学智每月拿到工资，挑出20元塞给司机张守信，“孩子小，拿去。”20元是张守信半月薪水。洪学智家里八个子女，自己也紧巴，却总惦念部下。这样质朴的互助，让不少同事在特殊年代依旧心怀温暖。
时间掠到2003年深秋，洪学智已是90岁高龄。他把封面印着“洪学智回忆录”的首批样书摞在案头，翻看目录，页面间仍有淡淡油墨味。他特意叮嘱工作人员：“给长春的老郑头寄一本。”快递单写着“吉林省长春市一汽宿舍区”，旁边加了三个字——“务必亲交”。这年冬天，郑国良躺在病床上，老伴赵国荣揭开包裹，老人指尖缓慢地抚过扉页，喉咙发出模糊的声响，像在确认一本属于往昔的通行证。
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病逝，享年九十四岁。噩耗传到长春，一向木讷的郑国良忽然泪如泉涌，久久不止。家人诧异：他几乎不再认人，却对“洪司令”二字作出激烈反应。四十多天后，郑国良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九岁。医学上称这种现象为“情感刺激情况下的记忆回光”，可在老兵圈子里，人们更爱说——“他追着首长去了”。
同样的故事还落在另一位旧部苏柏身上。苏柏曾在新四军时期担任警卫员，60年代里隔三差五上门帮着劈柴、拉煤。2006年冬，他听闻首长离去，伏在枕上嚎啕，“让我再给首长站一次岗吧！”翌年初，病魔夺走了苏柏的呼吸。哈尔滨的老警卫孙久环也没撑过一个月。有人统计，这三位老兵前后相差不过七十余日。
2008年10月，安徽金寨烈士陵园里竖起一座简朴的纪念碑。碑座前摆放着洪学智的全部军功章模型：解放东北奖章、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克敌勋章……长城形浮雕环绕四周，象征两次授衔上将的一生戍边。当年的汽车兵郑国良、警卫员苏柏、孙久环的名字，并未刻在石上，可只要提起那部回忆录，总有读者记起扉页里那句温热的话——“给长春的老郑头送去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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