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5日，中南海西墙外的榆树刚冒新芽，一纸《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薪金待遇问题的通知》传到第二办公组。短短四页，却宣告了自解放战争沿用至今的包干制即将退出舞台。对许多机关干部，这是收入翻番的喜讯；对保育员杨淑梅，却像突然被抽走地面的踏脚砖。
杨淑梅在二组服务第三个年头。此前，她拿的是行政二十三级待遇，包干制下每月二十多块，还可享公家供给衣粮。新制度一落地，她虽能领到近五十元，却失去国家编制，工资改由刘少奇家庭支出。消息传开，她整整三个月没去行政处报到，心里堵得慌：既怕被贴上“雇工”标签，也怕连累首长家多掏银子。
机关里议论纷纷，有人说“保育岗位就该改为家政聘用”，也有人嘀咕“这规定寒了老实人的心”。气氛微妙，杨淑梅愈发沉默。五月底，她收到通知：刘少奇同志约谈。那天傍晚，西斋台阶上落满梧桐花，杨淑梅忐忑推门而入。
屋里灯光柔和，文件摞得比水杯还高。刘少奇放下铅笔，笑着招手：“来，坐下聊。”一句“坐下聊”，化去对方三分拘谨，却仍掩不住她的心事。刘少奇没有立刻谈工资，而是问：“最近孩子功课怎样？光美身体可好？”温和寒暄后，他才切入正题。
刘少奇摊开文件，用铅笔在数字旁做圈：包干制下平均一人每月用品费七元，改薪金制后返还个人支配，机关年度预算可节约七十万元。他语速很慢：“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精打细算，是为了修铁路、办工厂。”短暂停顿，他直视杨淑梅，“懂不懂先富后用？”短短九字，像把窗子推开。
杨淑梅低声答：“道理懂，可心里还是拧巴。”这句坦白让首长笑了。他举例：过去同屋三名勤杂员都拿包干补贴，常有人因为手帕、肥皂浪费闹矛盾；薪金制后，多用少用自己掂量，反倒少了纠纷。“大局定了，个人要跟上节拍。”刘少奇放软声调，“你怕我负担重，其实组织早核准，每月在我薪金里单列支出，不影响工作费。”一句话，说到了她的痛点。
听到这里，杨淑梅脸微红：“那我去领工资。”刘少奇点头，却又补一句：“别只顾自己。将来政策推到全国，乡下娃娃也会拿工资吃粮票，咱做样子得走在前头。”这一提醒，让她突然明白自己既是受益者，也是示范者。
工资风波平息，可学习的心思却在发酵。杨淑梅识字不多，常在夜深灯下翻业余学校课本。刘少奇留意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算式，问她：“想再深造？”杨淑梅不敢直言，只把目光投向王光美。王光美会意，第二天递来一张工业学校预报名表。
报到那天，校长测验几何时，她傻在讲台前。校长建议补习一年，她却打起退堂鼓回到中南海。刘少奇听罢，摆出一张厂区草图：“书本枯燥，不如先去实践。工厂就是课堂。”几日后，杨淑梅带着介绍信进了718厂资料室，与蓝图为伴。她在卡片上写下每次借阅日期，逐渐能顺着流程图说出零件用途。再见面时，刘少奇问：“后悔吗？”她脱口而出：“工厂比教室大多了。”首长拍拍桌角，算是给学徒盖章。
时间推向1957年盛夏，刘少奇抽空召开“家庭生活会”。主题很简单：孩子向大人多要零花钱。杨淑梅按信件要求出席。会上，刘少奇把《总路线学习提纲》摊开，指着节约章节说：“家庭开支也得按社会主义原则来。”亲属自觉检讨，孩子立下保证。会后，杨淑梅暗暗庆幸，“一句多嘴，也能换来一次生动的教育课。”
自此以后，周日进出西斋成了惯例。她从厂里带来钢丝刷、止漏胶圈，讲机器如何提速，孩子们竖起耳朵听得入迷。王光美常感慨：“你把我们家当家，我们也把你当家。”这句掏心窝子的话，使那份非编制身份的顾虑彻底消散。
1980年代，杨淑梅已满五十。她仍报名电大党政班，虽最终没拿到文凭，却把一摞自费打印的笔记送去希望工程。有人问图啥，她笑答：“当年国家给我工资本就是投资，今天我还点利息罢了。”一句半玩笑，把几十年的恩义说得轻巧，却沉甸甸地落在听者心头。
薪金制改革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当年那封薪金通知纸已泛黄，可其中“顾全大局”四字，被无数普通岗位的人践行。杨淑梅只是其中一员，却用实干把“非编”两字抹淡，让薪金制不只是财政数字，更是普通劳动者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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