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8日凌晨，北京城的气温逼近零下十度，王海容在中南海西侧的小办公室里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电话那头，护士长只说了一句话：“主席现在要见斯诺，请你立即来游泳池。”这一通电话，拉开了毛泽东与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长谈的序幕。
汽车从东长安街一路疾驶到北京饭店，唐闻生还在打着哈欠，门口的警卫已经立正。“有位老朋友要见斯诺先生，现在就走。”短短一句提醒，斯诺立刻明白是谁。前一天夜里他写到凌晨，还没换下那件深色毛衣，此刻只来得及披件外套、抹把脸，匆匆跟上工作人员。
自1966年8月毛泽东搬到游泳池居住后，那里成为最为隐秘的会客场所。斯诺能成为第一位受邀进入的外宾，本身就意味深长。汽车在门口停稳，汪东兴和张耀祠已守候多时，厚重的棉大衣扣到最顶一颗扣子，寒风依旧灌进脖颈。斯诺下车，微微鞠躬，神情难掩激动。
走进大厅，毛泽东靠在藤椅上，毯子搭在腿上，桌上摆着厚厚一摞资料。毛泽东抬手示意：“老朋友，坐。”斯诺刚落座，毛泽东顺手把一支未点燃的香烟递过去，随即笑道：“今天不谈稿费，只谈天下事。”一句玩笑，空气里的拘谨霎时散去。
谈话很快触及全球局势。毛泽东坦言，中美之间的结在白宫，“得跟尼克松讲讲，他要是愿意，不论私人身份还是作为总统，都欢迎。”斯诺迅速掏出速记本，毛泽东摆手：“别急着记，先听。”这一幕，让在场的王海容暗暗称奇——主席很少如此放松。
夜色深沉，会谈持续到第三个小时，茶几上的玻璃壶添了又添。斯诺略显局促地看了眼走廊方向，终究难掩生理需求。毛泽东看出端倪，笑声爽朗：“老朋友了，用我的。”身旁工作人员一惊，平日里主席的卫生间不外借，这是头一遭。斯诺短暂停顿，略带歉意地点头，快步离开。那份信任，比任何语言更具分量。
回到座位后，斯诺再次打开速记本，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非逃跑，而是战略转移”的来龙去脉，语速忽快忽慢。斯诺的笔尖划出密密麻麻的符号，偶尔抬头确认年份与地点，生怕漏掉细节。就在这间孤灯照亮的大厅，两位相知三十四年的朋友，又一次把世界局势谈到天将微亮。
时间追溯到1936年7月，陕北保安城外的黄土坡上，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天毛泽东穿着旧军服，主动下山迎接。他们同坐窑洞，烤火取暖，杜衡草味的烟丝在狭小空间里袅袅升起。斯诺曾在日记里写下：“眼前的人高瘦而镇定，却散发一种难以抵御的吸引力。”五天后，窑洞里那场首次采访，开启了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窗口。
第二年夏天，《红星照耀中国》由维克多·戈兰兹出版社推出，首月连印三版，英国销量突破十万册。这本四百余页的报道，让西方读者第一次直面长征、苏区和红军的真实面貌。书中插页里，斯诺那顶红军帽和黑色鼻烟壶的照片颇受关注——鼻烟壶正是徐海东送给他的“平安符”。有人质疑真伪，斯诺淡淡一句：“我亲眼所见，无须辩解。”短短回答，让无数青年毅然踏上赴华采访之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斯诺辗转香港、缅甸，再回到美国，一边撰文呼吁支援中国，一边持续同延安保持通信。1944年，他采写《人民的中国》，仍以毛泽东及其战友为核心。工整的稿纸跨越太平洋，被美军邮袋运送，常常延误数周，但双方笔下那份忘年情谊始终未断。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访华。1959年国庆十周年，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用望远镜观察广场上百万群众。毛泽东站在身旁，忽然侧过脸问：“人多吗？”斯诺笑：“比纽约时报头条上的数字多得多。”一句半玩笑，让毛泽东朗声大笑。那一年，斯诺五十三岁，毛泽东六十六岁。
回到1970年10月1日，斯诺第四次成了观礼嘉宾。游行方阵浪潮般经过，周总理轻轻拉了拉他衣袖：“主席请你过去。”斯诺随总理走到毛泽东身侧，两人相视一笑，不再多言，只约定一句“以后再谈”。那次简短寒暄，外界并不知情；两个月后，中南海的深夜长谈才让约定兑现。
五小时的对话结束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毛泽东靠回藤椅，轻声咳嗽，吴旭君端来热毛巾。斯诺合上笔记本，说了一句中文：“谢谢主席，保重身体。”毛泽东颔首，目送他离开大厅。门轻轻合上，室内只剩窗外松枝被晨风吹动的簌簌声。
三天后，斯诺带着那本塞满速记纸的黑皮包离京，直飞瑞士。同行的机务人员回忆，斯诺一路无眠，反复整理记录，好像害怕那夜的一字一句会从脑海滑落。翌年早春，毛泽东得知斯诺病情恶化，特意让外交部携问候电，无奈未能再见。1972年2月，尼克松踏上北京机场，很多人想到两年前那场深夜对话——有些门，一旦推开，就不会再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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