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国家体委组织的一支登山勘测队抵达中不边境的卓牧拉山口。午后云雾散开，一位身披红袍的不丹僧人隔着山涧朝队员挥手，他只说了一句：“中国朋友，扎西德勒！”队里的翻译赶紧回以“吉祥如意”。短短一句寒暄，把两侧山谷拉得很近，却也提醒人们：相距不到十米的两个邻居，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不丹的国土像一片叶子，卡在喜马拉雅脊线上，东北、西北、北端三面与中国西藏自治区山水相连，边界线约600公里。面积不过3.8万平方公里，却拥有从480米到7000多米的巨大垂直落差。正是这种地形，让古代马队和商旅在此留下清晰足迹。唐代，自吐蕃南下的驿道已经将粮盐茶叶送进帕罗谷地；乾隆年间，驻藏大臣还奉旨转交册封文书给不丹世俗领袖。龙旗、龙纹、龙珠随后出现在当地寺庙梁柱与僧帽上，“龙之国”自此成了不丹的自我称呼。
进入20世纪，喜马拉雅南北同时遭遇列强逼近。1910年，《普那卡条约》给予英属印度对不丹外交“指导权”；1947年印度独立，这份“指导”被新德里原封不动地接手。1949年8月，印度与不丹再签新条约：新德里负责国防与外交的“协助”，不丹获得经济援助。扶上马、再牵一程的名义，换来的是更深的依赖。
然而不丹同中国的关系并未因此彻底中断。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对外部世界仍十分保守的不丹，在纽约投下赞成票。中方代表在会场外特意向不丹代表团表达谢意，留下日后谈判的第一块铺路石。1979年起，双方领导人每年互致国庆贺电；自1984年至今，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已经举行了24轮，累计沟通文本超过两百万字。只是建交的大门，始终隔着一道来自南面的影子。
影子来自印度。新德里对不丹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军事顾问、训练团和武器供应，还体现在水电、贸易和交通的全链条。楚卡水电站、塔拉水电站的融资与设备绝大部分来自印度，发出的电也几乎全部南下。公路和航空同样如此，不丹皇家航空唯一的两条国际航线分别通往德里与加尔各答。缺少自主口岸，不丹商品进入中国需要绕行印度，多出数百公里和重重关卡。
信息时代带来的需求正在冲击旧框架。2014年，全国手机普及率刚过三成，大学生汪迪在廷布街头抱怨买不起中国品牌手机：“从广州到边境不过几天，可到廷布价格翻了十倍。”这句话后来被当地媒体引用，成了年轻一代呼吁开放的注脚。不丹政府虽在经济上仍倚重印度，但在教育、文化交流上已悄悄把眼光投向北方。近十年来，汉语课程开始出现在首都与帕罗的中学课堂；文化部长亲自参加过在香港和成都举办的佛教论坛。
旅游业给不丹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窗口。1999年开通电视与互联网之后，王室提出“高端、生态、限量”三原则，每年控制签证不超过7500份，并收取每日最低200美元的综合费用。2015年，中国游客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达到九千余人。帕罗街头的手工店老板达瓦会用生硬的普通话招呼客人，“北京，上海，朋友！”说完露出腼腆笑容。即便如此，游客签证仍需在加德满都或新德里办理，这一道手续又一次提醒人们南方兄长的存在。
不丹国内对“兄长”的评价出现温差。既有亲印派政客强调安全与援助，也有学者在报纸撰文质疑：“一个主权国家，应当在边界、经济和文化上拥有更多选项。”2020年大选期间，几位候选人谈及对华关系时语速放慢，担心话音被放大；直到计票结束，大奖章仍落在对印度态度温和的政党手中。但观察人士指出，相比十年前，公开讨论“北方机会”的言论已不再稀奇。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印度与不丹签署新条约，删去了1949年条款中对外交“指导”的表述，改为“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和主权”。表面看是一种松绑，实则仍保留了军事与经济渠道的深度捆绑。这一次修改，也被一些研究者看作不丹试探独立外交空间的第一步。中不边界谈判随即在2008年至2013年连开五轮，针对西段与中段争议地区逐条核对地理坐标，现场共勘面积超过八百平方公里。虽然尚未签字，但“框架接近”是双方公开使用的措辞。
与此同时，印度内部对不丹的角色同样出现分歧。陆军参谋部门坚持“缓冲区”思维，外交与商务系统却担忧过度干预将推高成本。2022年4月，新德里智库一场闭门研讨会记录爽快承认：“强扭的瓜不甜。”不丹代表在会上表示，改革能源结构、提升互联网覆盖率是未来十年的核心任务，“但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做到”。
如今，再回到卓牧拉山口，僧人仍在礼佛，山风依旧凛冽。建交与划界的文件尚未落笔，却并没有阻挡两国人在高原上彼此点头致意。春雪终会消融，山道一旦开通，脚步自会带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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