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的一个清晨，冀东蓟县附近的山林里，几名疲惫的士兵在雪地里点着小火堆，试图用柴火的余温烤干湿透的棉衣。
没人说话。
风刮得很紧，草丛里结着霜。
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属于一支拥有十万之众的抗日武装，是冀东民众心中最能打的队伍。
可那会儿的热血和呼声，仿佛突然就散了。
这不是电影。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那支部队叫八路军第四纵队，统帅叫宋时轮。
他后来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了大名气，可那时候，他正经历人生中最尴尬也最沉重的一段日子。
时间往前拨回一年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战局急转直下。
日军推进太快，正面战场节节败退。
共产党这边，开始重新审视战略重点。
毛泽东那时提出，要在敌后搞游击战，不能跟着国民党打正面。
他盯上了冀东——一个夹在华北与东北之间、地势险要却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冀东，是可以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刀。”这是毛主席说过的话。
但问题是，这刀谁来握？
最早负责的是邓华。
他带人在平西站住了脚，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干得不错。
不久后，宋时轮带着雁北支队的1500人南下，与邓华会合。
两支部队合并，正式组建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邓华任政委。
那时候的宋时轮，还不满三十岁，刚从红军长征走下来，打过不少硬仗，是少有的实战派。
部队刚合并时，战士们私下里说：“这人挺能打，沉得住气。”
第四纵队接手的，是个看起来能一战成名的机会。
当时地下党在冀东组织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起义，老百姓跟着干，短短几周聚集起十万人马，武器虽然杂，士气却高得吓人。
第四纵队成了这场抗日暴动的主力。
看着地图上大片的红色区域从潮白河一路蔓延到渤海之滨，部队上下都觉得，大事要成了。
可就在这时候，问题开始冒头。
宋时轮后来在给中央的电报里说：“冀东地区敌情复杂，兵力部署分散，后勤补给极其困难。”其实不光是这些。
更要命的是，部队扩张太快，很多人连枪都没摸过，训练赶不上，军纪也松。
起义部队一多，指挥系统跟不上，谁听谁的，谁也说不清。
当时日军情报也很灵，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
敌人开始调兵，准备反扑。
冀东地下党一看形势不稳，提前发动了暴动，结果把节奏全打乱了。
宋时轮一边应对突变，一边提出一个新想法：不如主动出击，向都山挺进，占据高地，建立新的防御圈。
他没等中央批复，就开始部署行动。
可惜，计划失败。
部队在青龙和抚宁之间被日军截住，伤亡惨重。
这时候，士兵们开始慌了。
起义军传出消息，说日本人要分七路大扫荡。
有人问：“还能撑多久？”也有人说：“要不撤回平西吧，保住主力再说。”
前线的争论很激烈。
邓华主张坚持，李运昌也想留下来打游击。
但大多数领导人最终还是倾向撤退。
理由很现实：武器不如人，补给断了，群众基础摇摇欲坠。
硬拼是硬拼，可要是全军覆没，又能怎样？
于是，冀东抗日联军做出决定——只留下三个支队坚持游击，其余六七万人全部撤出。
这个决定，一下子把整个冀东局势拉回谷底。
老百姓一看主力撤了，心凉了半截。
原本热火朝天的抗日热情，一下子就像被泼了盆冷水。
不少地方的群众队伍散了，部分基层干部也跑了。
敌人趁机反扑，许多根据地失守。
宋时轮回报说：“部队撤退途中，遭遇多次夹击，军心动摇。”最严重的是中路那支队伍，4000人只剩下几百，连带着高志远的联军主力也几乎全灭。
而殿后的李运昌没有走，他带着6000人回到冀东，坚持游击作战。
他们没有食物，就扒树皮吃草根；没有枪，就用缴获的破枪打仗。
那年冬天，冀东的雪下得格外早，冻死的人都没地方埋。
这场撤退，后来被称作“冀东大挫”。
毛主席原本寄予厚望的雾灵山计划，到此算是彻底搁浅了。
再之后，第四纵队被取消番号，重组成冀热察挺进军。
换了指挥，换了策略。
宋时轮也调离了前线。
很多年后，有人问刘少奇：“宋时轮打仗那么厉害，为什么没评大将？”刘少奇没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冀东那事，影响太大。”
宋时轮自己也从没公开谈过那段经历。
只是在朝鲜战场上，他指挥九兵团顶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死守阵地时，有个老兵悄悄说：“这回算是把冀东丢的那口气，给争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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