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初，鸭绿江畔的夜风带着潮意。列车刚停进安东（今丹东）站，车门一开，李克农拄着手杖跨出车厢。同行的乔冠华下意识扶了一把，才发现老将军的气喘比在北京时重了许多。身体不适，却无法耽搁——五天后，中朝代表团将在开城与“联合国军”会面，停战谈判的帷幕即将拉开。
先遣小组抵达开城的那天是7月8日，雨后未干的泥地把军车的轮胎裹得满是湿土。南日大将按惯例出门迎客，美方却抢先坐到南侧正席。座位之争，其实是气势之争。李克农望了一眼，对身旁翻译轻声道：“记清楚每一把椅子的高度。”不到两个小时，这句话就派上了用场——当美方抱怨椅子高低不一并要求先换椅时，李克农立刻拿出量尺，当场测量，证明两边座椅完全一致，让对方无话可说。
谈判第一轮仅仅七分钟便因议程之辩而休会。表面是程序冲突，里子却是实控线与战俘问题的碰撞。午间商讨时，李克农将美方递来的九项草案逐条剖开：撤军时间悬空、三八线含糊、战俘处理回避实质。他抬头看向邓华，“他们在拖，我们得逼节奏。”一句话定下下午策略——以五条反提案堵死对方“空门”。
接下来的一个月，开城会议室里旗杆越升越高，甚至顶到了屋梁。外人看笑话，内行知道：一分气势换来一分筹码。9月3日那次著名的“静坐”更显端倪。美方代表临时宣布拒绝发言，南日面色沉静。场面僵了足足132分钟，记录员手里的秒表都快发烫。李克农只是轻轻写下三个字递给南日——“坐下去”。对方率先崩溃，主动请求休会，僵局由此转向。
然而高强度对峙消耗的不仅是体力。10月下旬，李克农在休息室突感胸闷昏倒，经抢救才脱险。电报飞到北京，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劝他暂回后方治疗。李克农的回电只有一句：“临阵不换将。”他的哮喘药瓶越换越小，却仍每天批阅厚厚一沓译稿，在边栏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
1952年春，谈判地点移至板门店，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亲自过问。三八线是否作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已僵持半年。4月27日清晨，克拉克突然提出中方应向南再让八十公里，用以“平衡战场得失”。话音刚落，李克农合上文件夹，声音并不高：“那就空战见。”对方愣住，知道一旦谈崩，正面战场胜算渺茫，只能收回提议。
真正的险情发生在1952年6月16日夜。当天午后，会场里仍在拉锯。美方代表忽而低声窃语，目光飘忽，神情不似以往。散会回驻地途中，李克农对通信参谋说：“今晚恐有异动，通知首长转移。”命令很简单：彭德怀及谈判团核心成员全部撤至黄州里备用指挥所。夜半，敌机飞临，开城郊外的谈判团驻地被炸出两条长沟。第二天，彭德怀握着李克农的手，只叹一句：“多亏你多想了一步！”
自那以后，美方偶尔还炒作“程序问题”，却再不敢挑战谈判团的人身安全。李克农借势提出：停战协定签字应由首席代表完成，双方总司令另行交换文本，避免不必要的聚集。美方同意，一锤定音。
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时，板门店的签字桌铺着洁白桌布。南日与美方代表哈里逊分别落笔。十分钟后，《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生效。文件被小心装入铁皮箱，随即由联络官押送至各自司令部。远在后方指挥所的彭德怀展开文本，只淡淡说了两个字：“不易。”
李克农的任务到此结束。他用了两年零十八天写就这份协定，也用同样的时间与疾病、与对手、与无数突如其来的危险周旋。翌日清晨，他坐上返京列车，哨所士兵立正敬礼。车窗外，鸭绿江水静静流淌，似乎在默默诉说：谈判桌上的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抬杠、每一次出其不意，都与前线阵地的枪声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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