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冬，一个满身血污的班长被抬进均县城隍庙改作的病房，寒风带着松叶拍打木门，他烧到说不出话，只伸手紧抓士兵的衣角。此刻，药箱空了，医生口中的那句“再等补给”显得格外无力。
均县地处汉水以西，战火难以直扑，成了野战医院的理想后方。从1937年底到1941年，这里先后出现师、团级卫生所十余家，道观庙宇的空房被铺上稻草，就变成病房、手术室、药材仓。有人开玩笑，这条河谷像一张巨大的行军床，把南来北往的伤员都接了住。
选在武当山脚下扎根，并非偶然。其一，山路崎岖，日军轰炸机飞得再低也看不清目标；其二，道观多、房舍空，拿钥匙就能入住；其三，也是最关键的，山中草药取之不尽，道士们又大多懂诊脉施针，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份“外挂”极其珍贵。
罗教培就是那批“外挂”里最显眼的一位。河南出身，幼读《道藏》，民国三年拜入紫霄宫。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主动给几名赤脚战士挑脚泡；十年后，他又背着小竹篓下山救抗日官兵。班长被抬来当天，军医只剩碘酒，罗教培二话不说接手。
他先喂了自制麻沸散，随后把匕首在炭火里烤得通红，挑开伤口，动作干净得像在削竹签。接着，他拿布条从伤洞里来回穿拉，把脓水和火药末一并带出。旁边的见习军医惊得忘了眨眼——这种“拉锯”法在现代医院根本学不到。
真正出奇还在后面。罗教培摸出一条活鲤鱼，手起刀落剖开，用木杵连同鱼胆捣成浆，加冰片、五味子，糊在创口，再包纱布。那条鱼的腥气在屋里弥散，班长却在傍晚退了烧。三日换药两次，腐肉被逼退，嫩肉生新。医护们私下感叹：“这不就是山谷里捉来的‘青霉素’吗？”
同年春天，紫阳庵里另一位道长水合一也下山帮忙。水合一本是随州读书人，见民生无望遁入空门，却没把医书丢下。日军封锁导致外伤普遍化脓，他便抓槐树枝堆火烧成黑灰，捣粉，加香油调膏。若是大腿或肩背青肿，再用葱白蘸热醋掩敷，外再抹膏，一天两遍，不出五六日，淤血便散。有人疼得直哆嗦，他只轻描淡写一句：“忍一忍，火气要从里面往外赶。”
水合一自认学识有限，可疗效摆在那儿。野战医院记录里写道：1939年5月至7月，他独自处理软组织挫伤一百七十八例，无一演变为化脓性骨髓炎。数字寥寥，却救回一线战斗力，这在物资匮乏的岁月几乎是一种奢侈。
武当山道士的医术不只在治，更在传。周举道长早年收了个女弟子周咏南，小姑娘记住了三张方子：玉荷仙液止血止痛，生化灵胶促肉生肌，武当万应丸祛风解毒。1943年，她随队东进负伤，大腿中弹。疗养期间拿出玉荷仙液自用，引得医生连连追问。伤愈后，她被安排在第129兵战医院后勤，却主动把全部配方交给临床组，连制法火候都写得一清二楚，只说：“救人，比保秘方重要。”
二十多年后，周咏南病重，临终让儿子黄天把三方抄录封存。1967年秋，黄天跋涉百里将信封交给紫霄宫中草药研究室。他摇头笑道：“我手拙，用不上。还是让懂行的人续命去吧。”那一年，许多旧纸被当作废物，而这三页墨迹被小心收入木柜，继续发挥作用。
粗布门帘里外，生死更迭。武当山道士从未登上战功榜，却用草木虫鱼与旧方古卷撑起一条隐秘的生命线。有人说他们不过“半吊子郎中”，可结果最有说服力——一个个原本被判“截肢”或“待死”的士兵重新背起钢枪，这是任何教典之外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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