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5日傍晚,隆化城南的桥形碉堡被一声巨响撕开缺口,爆烟里只剩下一只布鞋。半小时后,独立营冲进城门,董存瑞的名字第一次随着喜讯被电报发往前线指挥部。那天,他23岁。程子华看着流着泪的战士,低声嘱咐秘书:“把他的事迹写出来,今晚就写。”于是,解放区报纸在次日清晨刊发了头版文章——这是关于董存瑞的最早报道。
战火刚灭,故事却被尘封。1949—1955年,全国忙于恢复和建设,真正系统记录董存瑞精神的文献寥寥。直到1953年,共青团中央安排左林编写《中国青年英雄典范》,左林跑遍冀热辽,三个月写成《董存瑞的故事》。书印出来时,胡耀邦在扉页写了一行小字:舍身一爆,千秋传唱。
1956年冬,河北承德专署批复:扩建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立纪念碑。隆化县委随即推选时任政协副主席的冀兴坡进京,代22万乡亲恳请毛主席题词。冀兴坡带着成麻袋的“民意书”坐上了北上的绿皮车,心里一句话反复打转:一定要让咱老百姓的心愿落地。
进京第一站是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听完汇报,拍了拍冀兴坡的肩:“好事,交优抚司去办。”邹司长收下材料,只说一句:等消息。冀兴坡不敢怠慢,顺便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找李琛协调大理石。“小兄弟放心,大理石我包了。”老红军李琛掏出一张条子,几分钟搞定调拨手续。
春去春回。1956年腊月、1957年正月、三月、五月,冀兴坡五次踏进优抚司,同一句“再等等”让他心悬半空。第五次见面,邹司长递上墨迹未干的16开宣纸——“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落款:朱德,一九五七年五月廿九日。冀兴坡怔了几秒,小声嘟囔:“毛主席的题词呢?”邹司长会意,压低声音解释:“主席说了,刘胡兰是群众,他写无妨;董存瑞是解放军战士,这份荣耀应由总司令来写,他自己不合适。”一句话,道尽统帅对军队的尊重。
冀兴坡总算释然,连夜护送题词回隆化。那块2.2米长、0.6米宽的大理石刻好后装车北返,途经盘山路时,北京请来的老司机手心冒汗,“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怕压碎了革命感情。”最后还是本地老车把式稳稳把纪念碑正面镶字送到了山下。
1957年10月18日,纪念碑揭幕。阳光照在镏金大字上,参战老兵齐刷刷举手敬礼。有意思的是,现场并未播放任何背景音乐,连礼炮都没有——县里觉得,安静更能衬托那声永恒的爆炸。
有人疑惑,毛主席为何能两次为刘胡兰题词,却婉拒董存瑞?时序清晰:1947年2月,毛主席在瓦窑堡听完汇报,当即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途中丢失,1957年山西省请示十周年纪念,毛主席再次挥毫,内容不变。刘胡兰作为15岁农家女,代表普通群众的无畏,最高领袖题字可以示范“全民皆兵”的气概。而董存瑞是军人,属于军队系统内表率,由朱德总司令执笔,更符合“军人奖章军人戴”的传统。主席自觉分寸,这是深思熟虑后的礼仪选择,并非忽视。
时间再往前推三年。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时,倘若主席执意为董存瑞题词,朱德、彭德怀、林彪等正在做全军“学英模、立新功”的工作,指挥与表彰的体系会出现重叠。以此观之,主席的“我题词不合适”,是为大局留白。
隆化的纪念活动此后每十年一次,1998年赶上牺牲五十周年,河北省拨款两百万元,将水泥塑像改为铜像,并向各界征集新题词。其时已经八十多岁的杨尚昆在北戴河休养,听完来访者转述后爽朗大笑:“五十周年,明年写,早写变虚假。”次年题词寄到隆化,六个字:“英雄本色,国之脊梁。”没想到,这是杨尚昆生前最后一次执笔。秘书在电话里重复提醒:“请务必保存好,这是首长的绝笔。”陵园新建碑廊中央,铜字稳稳嵌入大理石,从此再未挪动。
若说董存瑞精神的核心是什么?不是“敢死”,而是“替他人争一线生机”。炸药包托在掌心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写进教科书,只知道身后有连队,还有隆化城中数以千计的乡亲。舍身之举因动机纯粹而永续,被记录、被纪念、被题词,都是后来人的事。
1958年起,隆化每年都会有新兵在纪念碑前宣誓。老连长常对新兵说:“看碑不如看脚下,脚下这片土地,是一个年轻战士用身体铺出来的。”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却让人心头一凛。纪念碑终究是静止的,而走向前方的脚步,一刻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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