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工厂停止运转，工资发不出来，地方财政也空了，中国这边呢，出口没有断掉，乡镇企业还在运行，工业链条也没有中断，后来有人研究这个事，发现不是运气好的缘故，而是因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悄悄做了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事，当时被批评为离经叛道，现在看来，这些事反而成了生存下来的关键。
1956年毛泽东写下《论十大关系》，提出中央不要事事都管，要让地方拥有一定自主权，那时候苏联实行全国统一计划，资金和项目都由中央决定，而中国开始允许地方自行筹集资金、兴建工厂，这看似放手不管，实际上是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兴起打下基础。
1964年，中国改变了苏联那套“马钢宪法”，推行了“鞍钢宪法”，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真正调整管理结构，让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决定事务，车间里随时可以调节生产节奏，这个做法在80年代特别有效，一旦外贸开放，工厂马上转产鞋子或衣服，完全不需要等待上级下达指令。
三线建设这个做法很特别，从1964年开始，硬是把很多工厂搬到西南和西北那边去，当时不少人觉得这是在瞎折腾，结果到了90年代，西方搞制裁，东部港口被卡住，内地的那些老厂还能继续生产，军队用的和民用的东西都还能造出来，要是当年没有坚持往攀枝花那种地方搬厂，后面可能整个局面就全垮了。
70年代还有一个大家默认的做法，就是中央只负责定下大的方向，具体项目由各省自己解决，各省需要自己找资金、自己想办法，广东搞的“三来一补”，江苏发展的乡镇企业，这些都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早就练出来的本事，没有人教他们，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美国学者坦言说：中国如果不是有毛主席当年那个远见卓越的决定，中国可能早就已经重蹈苏联覆辙了！
当年苏联那边的地方没有自己的资产，工厂只会按照计划安排干活，不能改动也不能调整，一旦计划中断，整个系统就散架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工厂，就算财政断了也能靠自己支撑一段时间，生产单元也很灵活，今天做拖拉机，明天就能改成做电风扇，空间布局也比较分散，东边遇到困难，西边还能继续运转。
这些事当年都被批成错误，说这个人搞分散，搞无计划，破坏集中统一，可现在回头看，正是这些错误让体制有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像人打疫苗，提前接触些变异病毒，身体反而记住怎么抵抗。
很多人总说大跃进不对，但没有那时候逼着地方自力更生，改革也不会那么顺利，有些政策当时被批评，现在看来其实是替未来承担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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