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毛主席也！”这是末代皇叔载涛接过毛主席亲手签署的委任状时发出的感慨。
1950年8月10日，清朝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这一任命背后，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举荐，是毛主席果断拍板决定的。
那么，载涛为何能获得毛主席和周总理赏识？他又为新中国做了哪些贡献？
载涛和毛主席
载涛的一生，堪称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生于1887年，是道光皇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的第七子，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七叔，在晚清，他三岁就被封为将军，未成年即被慈禧太后指派过继给其他王爷为子。
1908年，溥仪即位，载涛与两位兄长共同执掌清朝大权，被任命为训练禁卫军大臣，后转任管理军咨府大臣，统掌军权。
1910年，他率团考察日本、美国及欧洲军事，参观过西点军校，见识了世界军事现代化的潮流。
然而，历史很快翻过了清朝这一页，1912年，清朝灭亡，载涛的政治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与许多固守特权的皇族不同，载涛选择了“平淡天真”的生活态度。
载涛
民国时期，他多次拒绝出山担任虚职，宁愿过清贫的隐居生活，最艰难的时刻发生在北京解放前的一年。
载涛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挑着些破旧衣物到德胜门外的“鬼市”摆地摊，换取玉米面勉强维持一家人糊口。
曾几何时，这位皇亲国戚需要靠变卖豪宅、院子维持生计，甚至一度搬进自己过去的马房居住。
但即使生活艰难，载涛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多次邀请载涛出任要职，均被拒绝。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甚至拿手枪对准他的胸膛进行威胁，载涛却平静回应：“溥仪卖国求荣，是我们家族的败类，我愿为中华民族殉节，”这种气节，为他后来获得新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埋下了伏笔。
1950年6月，一场会议改变了载涛的命运，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载涛作为满族人民的代表受邀出席。
在会议休息期间，周总理看到载涛，亲切地打招呼：“载老好！”随后将载涛介绍给身旁的毛主席。
此次会面，两位领袖同载涛深入交谈满族史况，他们的话题从满族发祥之地长白山起，一路谈及康乾盛世的辉煌，又转到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节点，跨越时空内容丰富。
交谈中，载涛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平易近人，便大胆提出了一个意见：“满清这个提法不太合适，满族人听了有反感。”
周总理当即表示支持：“清朝就是清朝嘛！为什么不提蒙元，单提满清？应该改嘛！”毛主席听后笑着表示：“有道理，应该改。”
不久后，国务院发布通知，规定今后在行文和书刊中一律不再使用“满清”称谓，这一决定让全国满族同胞倍感温暖，载涛也因此赢得了更多信任。
周总理诚恳邀请载涛为政府出谋划策，曾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学习骑兵战法、相马理论和驯养知识的载涛，精心拟就了“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案，并由李济深、蒋光鼐联合署名提交。
这份提案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对载涛的军马知识和爱国之心十分欣赏，认为这是可重用之才。
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亲自签署了委任状：“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当载涛接过委任状时，感慨万千：“我在清朝当过军咨大臣、当过禁卫军训练大臣，做梦也没想到，到了新中国又当上了人民解放军。”
任命仅仅是开始，真正的考验随之而来，载涛被定为行政13级的高级干部，但他并没有坐在办公室里享受待遇，而是立即投身到军马事业的一线。
1950年11月，朝鲜战场激战正酣，美军掌握制空权，对我军运输线狂轰滥炸，在朝鲜崎岖的山地中，机械化运输工具难以发挥作用，军马成为炮兵转移和后勤补给的关键力量。
朱德总司令亲自给马政局打电话，要求紧急向朝鲜前线输送25000匹军马，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载涛与马政局局长郑新潮率领工作组火速奔赴东北、内蒙古等地选购征集军马。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他们需要在不具备现代化运输条件的背景下，大规模调集优质军马，并确保它们能适应战场的严酷环境，载涛凭借丰富的相马经验，亲自参与军马挑选工作。
最终，25000匹军马如数送过鸭绿江，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史上首次大规模运送军马出国的壮举，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载涛和马政局的相关人员因此受到上级嘉奖。
此外，载涛不辞劳瘁，踏遍东北牡丹江及西北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军马场视察指导。面对各地马政管理机构紊乱之状。
他参与草拟“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报告，获中央军委批准后，在一年多的时光中，收编、整顿、整合并扩建26个军马场，还设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
曾有人问载涛对“弼马温”这个官职的看法，他风趣而郑重地说：“论职务，那不过是‘弼马温’的官职，但就是这样的差事，我也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这也算是对人民的一点贡献！”
载涛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反映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位曾经的皇叔，完全融入了新社会的生活。
尽管被配了专车，但他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将这辆自行车称为“我的宝马”，每天从宽街的家中骑到万寿路的总后勤部上班。
毛主席对载涛的关怀不仅限于工作，还延伸到了生活细节，1953年，载涛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会议中接到家里来电，说住房塌了个大窟窿，却无钱修理。
毛主席得知后，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子。”
几天后，毛主席派专人将2000元钱送到载涛家中，修好房子后，载涛感动地说：“托毛主席的福，这房子下去一百年也塌不了啦，”这种关怀不仅针对载涛个人，也体现了对满族同胞的团结政策。
在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有满族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毛主席曾感慨：“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民族为之不欢呵，”1954年，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会上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载涛的政治生涯也在新时期得到了发展，1956年10月19日，69岁的载涛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申请表上，他在“现职”一栏工整地写下三个职务：“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政协民族组副组长”。
当家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加入民革时，载涛自豪地回答：“我也要革命啊！” 这位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老人，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新社会的认同。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末代皇叔的新生画上了句号，但他所见证和参与的历史变迁，却给后人留下了深远的思考。
如今，军马早已退出我军战斗序列，但那段军马与我军炮兵并肩作战的历史不会被遗忘，毛主席资助修房子的那两千元稿费，映射出的是一位领袖对人才的珍视。
而载涛书写的，则是一个曾经站在历史对立面的人物，如何在新社会找到了报国之门，真正的人才政策，从来不是划出界限，而是搭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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