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那个晚上，周恩来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走了，连邓颖超都不知到他是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要出差几天，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现在都不能告诉你。”
1927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匆匆回到家，扔下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就走了。
邓颖超没追问，只是看着丈夫消失再夜色里。
这大概是两口子之间极少有的“生分”时刻，但当时的她根本不敢想，这次转身，丈夫其实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干一件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
直到几十年后，这段隐秘的往事才被重新拼凑完整。
那时候大伙儿才明白，为啥在那一刻，连对最亲密的爱人都不能吐露半个字。
因为在那个血腥气冲天的夏天，哪怕泄露一个字，可能就意味着成千上万颗人头落地。
这事儿要是说起来，咱们还得把时钟往回拨几个月，回到那个看似充满了希望，其实早就杀机四伏的春天。
1927年3月的上海，空气里原本是飘着喜气的。
在周恩来、罗亦农这帮人的指挥下，八十万上海工人搞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硬生生从北洋军阀嘴里把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给啃下来了。
那会儿是真的难，五千名工人纠察队，拿着从“保卫团”里渗透搞来的破枪，甚至还得靠市民送来的饭团充饥，就这么把警察局、兵营一个个拿下了。
那时候，所有人都觉的好日子要来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也成立了，甚至还煞有介事地选出了包含国民党、共产党、资产阶级在内的十九名委员。
但谁也没想到，这胜利的果实，还没捂热乎就要烂了。
就在起义胜利的一周后，一艘军舰悄摸地停在了上海。
走下来的人正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奇怪的是，这位总司令到了上海，既不去慰问拼了命的工人，也不去视察刚成立的临时政府。
他第一时间见的，是日本驻南京和上海的领事，紧接着又见了江浙那帮有钱的大佬。
一张一千万大洋的支票，很快就塞进了他的口袋。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他还秘密见了几个人——杜月笙、张啸林。
当一个手握重兵的总司令，开始和青帮大佬在密室里推杯换盏，你就知道，老百姓的好日子到头了。
那时候上海是个什么氛围？
表面上大家还是一家人，实际上刀子己经磨得雪亮。
蒋介石的野心藏不住了，对他来说，这支刚刚打下上海、不受他控制的工人武装，那就是眼里的钉子，必须拔掉。
最先动手的，是流氓手段。
4月11日晚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收到了杜月笙的请柬。
为了大局，汪寿华单刀赴会。
结果脚刚迈进杜公馆的门槛，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就被早就埋伏好的打手按倒，一顿毒打后直接塞进麻袋，运到枫林桥活埋了。
那一年，他才26岁。
这仅仅是个开始。
几个小时后的4月12日凌晨，枪声响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撕下了面具，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个要命的关头，作为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在哪？
说实话，他差点也就交代在那了。
就在政变前夕，驻军师长斯烈假惺惺地请周恩来去“谈话”。
周恩来为了争取这支部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结果一去就被扣了。
那是真正的生死一线，如果不是罗亦农在外围拼死营救，再加上周恩来本身在黄埔军校的威望让斯烈犹豫不决，中国历史可能真的要改写。
虽然周恩来侥幸脱险，化装逃离了上海，但局势己经彻底崩坏。
短短几天，上海、广东、江苏，到处都在抓人、杀人。
萧楚女、熊雄这些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都倒在了屠刀下。
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武汉。
那里有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还有中共中央机关。
很多人天真地以为，蒋介石叛变了，至少汪精卫还是战友吧？
汪精卫甚至还和陈独秀发了《联合宣言》，信誓旦旦地说不要互相猜忌。
可现实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大耳刮子。
软弱换不来和平，只能换来得寸进尺，把脖子洗干净等着挨刀。
5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
一个叫许克祥的团长，为了报私仇，竟然敢在长沙城里大开杀戒，杀了一百多个革命群众。
按理说，这是公然造反吧？
结果武汉国民政府派去的唐生智，竟然只给了许克祥一个“记大过”的处分，理由是“还要留他在军营效力”。
这一刻，其实胜负已分。
所谓的武汉国民政府，骨子里已经烂透了。
到了7月15日，汪精卫终于也不装了。
他在武汉开会，正式宣布“分共”。
那个曾经高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会儿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
曾经热闹的武汉三镇，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这种至暗时刻，连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都看不下去了。
她公开发表宣言，痛斥这些人曲解了孙中山的理想，随后愤然离开武汉，回到上海莫里哀路的老宅，闭门谢客。
路走到了尽头，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拿起枪杆子干。
但问题是，枪在哪里？
当时中共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少得可怜，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贺龙。
当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手握重兵，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军长。
在那个谁沾上共产党谁就要掉脑袋的时候，贺龙对派到他部队工作的周逸群说了一段特别硬气的话，大概意思就是：时局虽然紧张，但我坚决拥护共产党，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党员，一个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干！
这是何等的魄力？
这就叫患难见真情。
为了把这最后一点革命火种聚拢起来，周恩来必须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不再妥协，要打！
要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这个决定太重了，重到不能有一丝风声走漏。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这是一场拿命当筹码的豪赌，赌注是无数革命者的生命和中国未来的走向。
周恩来告别了邓颖超，在陈赓的掩护下，登上了去往九江的轮船，随后转往南昌。
几天后，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那个曾经要在上海“调解”工人纠纷的周恩来，那个在武汉试图维系国共合作的周恩来，从这一刻起，彻底变了。
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巨大的弯，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沉默而决绝的告别。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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