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3日的清晨,北京总后某医院的灯才熄一半,病房门口突然静了下来——53岁的郭俊卿停止了呼吸。护士在病历上写下时间,转身去通知家属。站在门外的郭利华眼眶通红,却没掉一滴泪,她轻声嘟囔:“妈,您辛苦了。”
灵堂布置得很简单,一口旧皮箱、一床旧军毯摆在遗像旁,那是她全部可见的遗物。战友们陆续赶来,军帽压得很低。有人悄悄说了一句:“她当年顶着男孩身份扒火车上前线,多像《木兰辞》里写的。”郭利华听见了,鼻子一酸,可还是立得笔直。
时间拨回1931年2月,热河凌源的春天还带着寒味,郭俊卿出生在一座河滩草屋里。六年后那场洪水卷走房屋,也卷走了安稳。逃荒、乞讨,父亲靠给地主扛活勉强糊口。1944年冬,父亲被逼上山砍柴摔成重伤,三天后撒手人寰,十三岁的郭俊卿剃光头、穿旧棉袄,硬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小子”。
抗战胜利那年,她在路边第一次看见苏联女兵,脑袋轰的一下:女人也能拿枪!第一次报名,真实年龄写十四,一口回绝;第二次添了两岁,改名“郭富”,终于被林东县支队收下。临行前,她跪在母亲脚边,只说了半句话:“娘,我去给爹报仇。”母亲抹泪没拦。
当通讯员的日子,苦得出奇。零下二十度送信,马死在半路,她背着马鞍走完最后十多里。回到驻地,嘴唇冻得发紫,却把信按时交到手。那一年,她被吸收入党,年仅十五岁。冬夜点名,排长笑着喊:“假小子上前!”战友跟着起哄,她一抬嗓“北风那个吹”,帐篷里笑声一片,疲惫少了大半。
1947年春,她已是四班班长。平泉攻坚战,她带突击班撕开缺口,副班长牺牲,她咬牙举着冲锋枪把最后一梭子弹打光。山头拿下,四班被授予“战斗模范班”,还给纵队立了面旗。辽沈战役,她升任机枪连副指导员,三天三夜守阵地,炮火震得耳膜嗡嗡响,她仍端着马克沁扫射,一寸没退。
行军南下经过浠水,没有桥,她背病号趟冰水。水凉刺骨,刚上岸又折回去,来来回回十多趟。水线过腰,她强撑到最后一个兵安全。妇科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最终导致子宫被切除。话不多,可战士看她眼神都带敬意,私底下仍叫她“假小子”,因为没人敢怀疑她不是男儿。
1949年初夏,部队进行体检。她指明要女医生,负责登记的军医觉得奇怪,却还是照办。棉被一掀,谜底揭开。消息送到军政治部秘书长李振军那儿,他拍桌大笑:“巾帼英雄啊!”几天后,全军英模大会宣布这一炸响消息,会场掌声跟山崩似的。她第一次换上女装,被推到主席台,红色披肩发一甩,反而更显英气。
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火车从汉口出发,她看着窗外稻田闪过,忍不住唱起陕北小调。25日,礼堂内人潮沸腾,毛主席、周总理步入主席台,全场高呼口号。主席握住她的手,那手掌宽厚温暖,她眼眶立刻湿了。正式发言时,她坦陈:“打仗时只想着给穷人出头,没想过当英雄。”朴素直白,却击中了听众的心。
会后她随青年代表团访苏。莫斯科灯火通明,地铁墙壁镶嵌彩色琉璃,她瞪大眼嘘声连连。同行的队员打趣:“郭富同志,见识大了吧!”她边走边写速记,想把这些新鲜事物带回国。1951年回到北京,她请假返乡,母亲颤巍巍摸着女儿的肩膀,反复念叨一句:“闺女长大喽。”
感情却很坎坷。战场旧日老排长暗暗喜欢她,多次表白。“小郭,跟我走吧。”她只是摇头。身体的创伤让她心里自卑,她宁愿一个人。后来,她干脆改名“李民”,继续短发、宽军装,在工作里当“假小子”,省得别人追问。
1964年,她在上海福利院领养了一个襁褓女婴,取名“利华”,意为利国利民利中华。夜深人静,她抱着孩子哼《苏三起解》,声音低低的。邻居听过,说那唱腔里有风雪味。她笑笑,不解释。孩子长大后读军医大学,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她检查身体,叮嘱少劳累。母女俩说话很直白,像朋友。
1981年4月,她办完离休手续,写报告要求恢复本名“郭俊卿”。批复下达那天,她把“郭富”“李民”两块旧名章放进皮箱,盖好,没再动过。晚年生活极简,一张小木桌,两本《苏联游记》翻得卷边。偶尔有年轻战士来访,她拿出那枚“全国女战士英雄”奖章给他们看,只说一句:“好好干活。”
病重住院时,郭利华天天守在床边。母亲意识清醒时最常念叨的却是倒在平泉山头的副班长,还有那匹累死的马。9月23日凌晨,她对女儿挤出一个笑。两分钟后,监护仪归于平线。
遗体告别结束,郭利华照惯例买好三天的菜,关窗拉帘,把酒杯摆在遗像前。静坐许久,她低声说:“妈妈,我会好好行医。”话音未落,外头的风把窗纱吹动,像是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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