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2日拂晓，北京的春寒还未褪去，陈毅抱着一份刚写完的密件迈过西门台阶。他在走廊里放慢脚步，心底盘旋的全是昨天下午那场沉甸甸的谈话。
前一天，潘汉年把自己关在陈毅办公室里足足三个时辰，桌上的茶从热到凉。他低着头，一句“我要交代一件事”让屋子瞬时沉默。陈毅只回了五个字：“把一切写清楚”。
时间回到37年前。1918年2月，潘汉年出生在扬州一个书香之家。家境殷实使他能完整读完新式学堂，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便是在校园里翻到的。从那会起，救国与写作成了他双肩并扛的两件事。
1925年，他只身赴沪，进中华书局排校样。夜里给《民国日报》写时评，纸面上锋芒毕露。郭沫若、田汉的夸赞把这位瘦高个推向左翼文化圈，也把他推向地下斗争的前线。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滩杀机四伏。周恩来迅速把他调进新成立的中央特科。就在弄堂、租界与咖啡馆之间，他换过十几种外形：长衫、呢大衣、甚至伙计服，嘴角始终挂着冷静的笑。他第一次出手，就把国民党巡捕队关押名单完整偷了出来，被称作“潘行者”。
1936年春，他奉命赴莫斯科与邓文仪当面接触。那场会晤只谈了两小时，却促成了随后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冰。返程途中，他在哈尔滨车站记录下一行字：“情报就是刀口，不容犹豫。”
真正的险峰出现在1943年。日伪可能对淮南根据地“扫荡”的风声传来，他判断非亲自去上海不可。为了验证情报，他绕到苏州，再转南京，被李士群引见给汪精卫。那天的对话没谈任何军事，却足以让外界捕风捉影——中共情报部长同汪政权首脑同桌，这一幕注定会留下尾巴。
回到淮南后，他递交了日伪作战计划，却迟迟没把与汪精卫会面的细节写进报告。坦白的机会其实出现过一次：1945年延安七大会场外，毛泽东与他握手，说了一句“中央了解你的工作”。他犹豫了，机会便滑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任上海副市长，主管文化与公安。他自认为昔日暗影会随硝烟散尽，但1954年夏，高饶案牵出大范围审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干部自检，潘汉年仍未落笔。仅有胡均鹤递交材料提到“当年南京一事”，文件在机要室里越积越厚。
1955年3月21日，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高饶问题。会后，潘汉年夜不能寐，他敲开陈毅的门，终于口述了那段尘封十二年的经历。他解释自己以“投敌假象”换取情报，可未获确切证据佐证。陈毅连夜疾书，凌晨带着报告进中南海。
毛泽东翻完十几页纸，用力合上，道：“立即逮捕。”短短四字，宣判了这位老地下工作者的命运。公安部迅速部署，4月6日晚，北京饭店的筵席正闹，罗瑞卿带队出现，潘汉年平静起身，戴上手铐。
审讯中，他全部承认赴南京经过，坚持未向汪伪透露任何中共机密。李克农出面为其作证，但缺少第三方旁证，1957年最高法院以“重大嫌疑”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1977年劳改期间，他病逝湖南，终年七十二岁。1982年，中央撤销原判，恢复潘汉年同志名誉。卷宗最后的备注写道：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从事情报工作，功过并存，历史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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