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3日凌晨零点十分，灯光透过丰泽园的窗棂，照在院里盛开的丁香上。政治局紧急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周恩来抱病前来，吴德、叶剑英等人依次到达。毛泽东坐在轮椅上，见陈永贵跨进屋门，伸手相握，语气不紧不慢：“永贵同志，别再住钓鱼台，那里可没有‘鱼’。”一句话，让屋里的人都愣了片刻。
陈永贵微微点头，没有回话。他的头巾依旧雪白，旧棉袄洗得发灰，与周围的中山装显得格格不入。此时距离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仅四个月，“布衣宰相”的称呼正不胫而走。为何偏偏是钓鱼台惹得毛主席开口提醒？答案要回到陈永贵的来路。
1930年代，大寨沟壑纵横、石砾遍布。十二岁的陈永贵给地主放羊，脚底生茧，饿得眼发花。那时他暗暗立誓：但凡将来能分到一垄地，拼命也要让庄稼抬头结穗。1949年春，解放军进入昔阳县，土改小组扛着标语进村，“陈家二小子”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梯田。贫瘠丘陵里，他挥锄头的动作与别人没什么不同，却能在坡地里找出暗藏的泉脉。乡亲们说他“脑瓜子活”。
1963年7月的一场特大洪水，将大寨辛苦修筑的百余亩梯田刮得只剩乱石。省委准备拨救济粮，他却在祠堂门口立黑板报，写下十二个字：“不要国家救济，口粮统购不少。”许多人说他在“打肿脸充胖子”，可到了当年腊月，大寨公社不仅交出十二万斤公粮，还分红超额。消息传进中南海，同年12月，毛主席南下途中在石家庄听到汇报，便在小纸条上写下“陈永贵”三个字，随手又圈了两道红笔。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一岁生日。陈永贵第一次踏进人民大会堂，他仍旧裹着头巾。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听说你四十二岁才识字，还会讲点逻辑，很好嘛。”席间主席介绍：“这是懂辩证法的庄稼人。”那晚，许多干部第一次意识到：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正在进入国家权力中枢。
1970年代初，毛主席决心让工农干部走上更高职位。1974年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主席与周恩来商量副总理人选，名单里出现了陈永贵。有人担心农民出身无法驾驭宏观事务，毛主席摆摆手：“懂生产就懂经济。”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副总理十二人，陈永贵排名第七。
可副总理的办公室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那是1959年为迎接外宾修建的高规格园林群，江青此时长期住在五号楼。陈永贵从未住过这样考究的场所，临时借住便作罢，却被接待人员劝：“以您的级别，该住钓鱼台。”他拗不过，只好搬了进去，却始终不让大寨记工分的衣物跟着转移。
“不要住钓鱼台”的提醒背后，是毛主席对政治氛围的清醒判断。四人帮常在国宾馆内召集小圈子，张春桥、江青对陈永贵时而冷嘲，时而借故打断发言。主席担心这位农民出身的副总理在钓鱼台被孤立，更担心豪华环境消磨他的本色。会议前的那句叮嘱，既是保护，也是警示。
陈永贵领会了意思。会后，他搬进农业部招待所，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每天早晨，他照例围头巾、穿旧棉袄，从西直门坐吉普车到国务院开会。工作人员曾劝他穿西装，他摆摆手：“下地干活难不成套西装？”口音厚重，却句句实在。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吊唁结束的当晚，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低声对邓小平说：“周总理交代的事，咱们继续扛。”这句对话，被身边警卫记下。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在京西宾馆定案，华国锋宣布行动时，陈永贵第一个鼓掌。有人回忆，他当时脱口一句“早就该办他们了”，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1978年，中央提出让部分老同志退下来，陈永贵请缨回到农业第一线。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批准他辞去副总理职务。离职仪式后，他提着一个旧旅行包，里面仍是那条白头巾。邓小平握手时说：“永贵同志，国家永远需要懂庄稼的人。”
1983年春，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不到三个月，农场就试种成功一批旱作高粱，亩产增长两成。陈永贵蹲在地头，抓一把松散土壤，笑着说：“地里学问大着呢。”旁边技术员悄悄感叹：“副总理退下来，还这么较真。”
1985年6月，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中央卫生部抽调权威专家会诊，治疗方案送到邓小平案头。邓小平批示：“尽力治疗，费用全包。”病榻上，陈永贵最放不下的是大寨和东郊农场，一直打听麦苗长势。护士一次次为他调低氧气面罩，怕他说话费力，可他还是嘀咕：“今年要是再多攒些草木灰就好了。”
1986年3月26日清晨，他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追悼会规格按副总理执行，花圈里，有一束来自昔阳乡亲的山菊。骨灰盒送回晋中，一路无哀乐，仅一辆中巴。乡民在虎头山顶立碑，碑文八字：“功盖虎头，绩镌大地。”碑的正下方，是一块他生前挑过石头的旧磨盘，灰扑扑，却稳稳当当。
当年毛主席那句“不要住钓鱼台”，没有让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忘本，也没有让他迷失在喧嚣里。豆大的雨点打在虎头山坡，石砾与梯田依旧。人走了，土还在，他一生未曾离开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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