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腊月的一场雪，让长征队伍在雪山脚下冻得直打哆嗦。临时野炊时，甘祖昌拎着半袋炒面，一边分给战友，一边嘟囔“等革命成功，我连这袋面也要记在账上”。谁都没想到，十九年后，他却为“账”而犯了嘀咕——这一次不是伙食账，而是军队的级别账。
1954年春，全国部队普遍进行职级评定，为翌年的军衔制铺路。文件下达到江西军区后，干部科加班连夜查卷宗、算年限、对战功，最后给甘祖昌报了个“师级”，中央军委批示再抬半格，成了准军级。消息一出，部队里掌声一片。可甘祖昌愣了，他脱口而出：“这事儿得跟中央唠唠。”
同一时间，军区子弟学校里也在评级。老师里意见最大的是英文教员老章，宣称自己翻译了《美军后勤条例》，怎么也该高两档。龚全珍是教导处副主任，她一面调课，一面劝说：“级别只是工作分工，不是身价牌子。”可有人回敬：“你当然好说，你是甘部长的爱人。”这话如针，扎得她直皱眉。
晚上八点，宿舍灯光昏黄。甘祖昌瞧见妻子闷头扒饭，问：“又让那帮娃娃气着了？”龚全珍摇头。她抬头发现丈夫的眉头比自己更紧，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在琢磨降级的事。“老甘，你真要去找中央？”她压低声音。“要去，”甘祖昌拿起烟卷，“有功算功，有劳算劳，不能平地生个高帽子。”
说是“去找”，其实是一封六页纸的报告。甘祖昌把自己的参军履历、负伤记录、近期工作罗列得一清二楚，末尾却写：“本人自评连至营之间。”在军长杨得志看来，这封信可不是客气话。杨得志批注：“此人一贯谦抑，但理由站得住脚，望慎重。”
然而军委审阅后，批准原等级不变。电报里只一句：“革命资历与责任并重，毋庸再议。”消息传来，甘祖昌苦笑：“中央连商量的余地都不给，这回真成了‘官大’。”旁人听来像玩笑，在他却是实打实的心结。
心结的根儿，要追到抗美援朝后那场车祸。1952年冬，他赴上海谈工业设备采购，途中汽车坠桥，颅内出血，昏迷两昼夜。醒来后医嘱静养，他偏要把会议搬到病房。护士拦着，他仍坚持：“脑袋坏了还能修，耽误建设怎么补？”那股拼劲儿赢得了后勤部上下的敬佩，也让上级在评资历时多添了几笔“特别贡献”。
不得不说，甘祖昌心里那杆秤向来偏向别人。提起军需处老管，他常给新兵讲一个故事：长征过草地时，老管把全部银元缝进棉衣，几乎被饿死也没动过一枚。评级他只得了营级，从没吭声。甘祖昌抬手一拍桌子：“同样是老红军，我咋好意思压他一头？”
结果谈崩，级别没降。1955年9月1日，全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举行，甘祖昌领到少将军衔。他笑着给家人拍合影，却把勋章锁进抽屉。回家当晚，他开了个“家庭会”。他对儿女说：“别拿这套衣服当护身符，口袋里装的是党的信任，不是你们的通行证。”孩子们点头，龚全珍在旁轻声应和。
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重，头痛一犯就眼前冒金星。1957年夏，他向组织递交回乡申请，再三说明：“躺在病床领工资，心里不安；回农村耕田养猪，或许还能顶点用。”批文很快批下，条件只有一条：保留工资待遇，方便就医。甘祖昌却在乡政府登记那天，把工资全部划给县办小学添置课桌。
到了家乡莲花县琴亭村，他和龚全珍住进泥瓦房。庄稼人怕将军受苦，送来木床，他婉拒：“睡土炕舒服。”有人劝他进省城养病，他摆手：“城里缺岗位，我占了谁负责？”短短三年，他主持修渠、改良稻种、建起小型水电站。乡亲们说：“老甘是将军，也是好把式。”
1963年春，军区派车接他复查。他扭头看了一眼田里的嫩绿秧苗，才上车。医生问：“病情稍好，要不要考虑返城？”甘祖昌咧嘴一笑：“别给我升城级，也别给我升田级，准许我多干几年农活就行。”医生无言以对。
甘祖昌此后再没穿过那身将军服，只在1979年国庆阅兵邀请函寄到时取出擦了擦。可他还是谢绝赴京，把服装又放回箱底。同村孩子好奇：“甘爷爷，当将军累吗？”他摸摸孩子脑袋：“革命不分将和兵，只分做没做。”说完提桶下田，背影与普通农人并无二致。
有人统计，解放军授衔少将一千多名，回乡务农者仅此一人。资料室的评语写得干脆：“独一无二。”但在甘祖昌心里，那个词从来不是荣耀，他只认那袋炒面记下的“欠账”——欠革命、欠人民，能还多少，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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