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夏，念青唐古拉的积雪刚刚消融，阴法唐携带新婚妻子李国柱沿川藏线挺进日喀则。盘山公路一侧是万丈深渊，一侧是蓝得刺眼的天空，那趟颠簸的吉普车，为两个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通往高原政治与宗教纵深的大门。十一年后，北京西单附近一家老式招待所里，当年结识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轻喊“尼朗来麻穹”时，瞬间便把所有回忆拽了回来。
彼时的李国柱38岁，已是西藏妇女统战口的行家。早年她顽强完成师范课程，又赶上人民解放军十二军在南京办军政大学，干脆渴着肚子蹬火车去报到——学费全免，还能直接申请奔赴前线。学成后，她随大军翻越折多山，正式踏进西藏。荒原、河谷、骑马、办夜校……艰苦得要命，却充满悸动。
在江孜，她第一次听说“金刚亥母”。那是一九五六年三月，江孜宗教事务委员会准备成立，各主要寺庙的代表被请来议事。浪卡子县的桑顶寺报到时，一位眉目宁静的年轻女子坐在最末排角落，看上去与寻常少女并无二致，谁能想到她是第十二世转世女活佛德钦曲珍——桑顶·多吉帕姆。
会后，当地干部递来一张纸条：女活佛希望与统战部女同志单独见面。李国柱有些意外，还是拎着翻译赶去招待所。那天的交谈并不盘根错节，全程三个主题：西藏妇女识字率、边民孩童疫苗、以及——电影院放映表。多吉帕姆笑着说：“听说县里搭了幕布，想看看灯光里的世界。”一句话，道破活佛也想亲近俗世的真心。
就这么一场朴素会面，两人渐渐熟络。接下来的五年时间，李国柱的日程表总有女活佛的身影：要组织汉语学习班，需要有人领读庙里小喇嘛；要拜访贵族妇女，也得有位受人尊敬的“门票”同行。桑顶·多吉帕姆不事张扬，却极肯出力。一次去阿巴日村宣传疫苗接种，部分群众顽固地认为打针会“伤灵魂”。女活佛只是平静地抬手，自己卷起僧袍露出手臂注射，一切争执即刻止息。
1959年的拉萨暗流涌动。3月28日清晨，桑顶·多吉帕姆被叛乱分子强行绑走，沿山南小路押往印度。途中风雪交加，她悄悄将一串念珠塞给护卫，嘱托对方转交李国柱：“我还会回来。”七个月后，她果然在解放军护送下回到祖国，并于9月30日应邀参加国庆宴会。周恩来说：“祝贺你回家。”女活佛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心头。
两位女性的友谊，恰好镶嵌在西藏从动荡走向稳固的关键年代。李国柱的统战方法愈发灵活：拜访、同桌喝甜茶、课堂示范。她甚至自费买了口风琴，教贵族小姐们识五线谱并合唱《草原之夜》。这种轻巧又真诚的方式，比枯燥会议效果好得多。
1975年，阴法唐调任成都军区，李国柱仍被组织留在山南。她与女活佛的通信靠邮政驿站，时常一个半月才互通一封。偶尔也有电话，但得用手摇式磁石机，线路噪音大到只能听懂大意。有意思的是，两人从不聊私人烦恼，更多是交换工作心得——比如如何在寺院里办妇产保健讲座，以及怎样劝喇嘛配合疫病采样。
1981年9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桑顶·多吉帕姆作为常委抵京。与此同时，阴法唐参加总政学习班，李国柱随军也到了首都。会议接近尾声，李国柱托人捎条子到政协礼堂，说明自己住址。很快，对方回话：当晚七点，西二环招待所三号楼。
入夜，北京微雨，把梧桐叶打得沙沙作响。李国柱推门进屋，女活佛正倚窗眺望，一转身便说那句“尼朗来麻穹”——做梦也没想到。两人对视几秒，笑声填满整间屋子。“你还是老样子。”李国柱轻声道。对方点点头，只回复了一个字：“是。”这一刻无需更多言语。
短暂团聚里，女活佛讲到西藏发展最新数据：自治区小学在校生已突破二十万，民众识字率持续攀升。她压低声音补充：“最先推门进课堂的，是你以前带我去见的那些贵族夫人，她们如今当了代课老师。”李国柱听得热血上涌，窗外雨丝却刚好停息。
在北京告别时，李国柱递上两盒云南白药胶囊，这是她专门找空军运输机带来的高原常备药；女活佛则塞给她一条洁白哈达，以及那串曾经在边境雪夜里转交给卫兵的念珠。李国柱想起那句“我还会回来”，忽然觉得手心温热。
1990年代初，两人仍保持一年见一次的频率。李国柱去山南调研寺庙危房改造，顺道替女活佛带中药；女活佛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也总在车里备一包青稞饼，让司机给“李主任”捎过去。对外，她们角色不同；私下，却像多年互补的搭档。
颇为遗憾的是，1992年冬，桑顶·多吉帕姆做白内障手术，视力恢复后却不愿久留北京，非要赶回雪域。她笑着解释：“想亲眼看看沿途的高原冬景。”那次相送，李国柱发现自己的藏语已经跟不上活佛的京腔普通话，相视而笑，列车汽笛骤响。
无论风霜怎样刻画岁月，两个女人都把信念扛在肩上——一边是中将夫人，一边是女活佛，身份绝殊，却在民族团结的大格局中同行。1981年的重逢，并非简单的旧友相会，而是两段平行人生交汇后，彼此给予的再确认：走在正路，有同伴，也有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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