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的一天傍晚，南京玄武湖的芦苇刚被秋风吹出沙沙声，一位身材略显发福的中年男子撑着黑色雨伞，漫不经心地沿湖走着。他不是普通游客，而是汪伪政权昔日的特务头子——丁默邨。当时的他已获准保外就医，照理说只要保持低调，性命应当无虞。没成想，就是这趟再平常不过的散步，让他迎来了判决死刑的转折点。
往前倒推一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连把汪伪人员押往重庆软禁。44岁的丁默邨当时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住进白公馆，日子谈不上享受，却也不算苦。能有这样的待遇，缘于他在1941年暗中投靠了陈立夫，向重庆方面提供不少日军与汪伪的内部情报。戴笠甚至给过一个口头承诺：保他不死。丁默邨本以为，旧东家会履行诺言。
抗战终结，社会舆论要求清算汉奸之声越来越高。1946年春，蒋介石碍于压力，决定把几名重点汉奸押回南京审判。丁默邨虽然心里发虚，却判断自己只会被判个无期。毕竟，他帮过军统，蒋介石心里清楚。行前他还对同狱的李士群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活命没问题，只要咽不下那口气的人不多。”
然而，没等到法庭结果，一个意外先找上门。6月初，丁默邨患上急性胃出血，开具的诊断书写得十分吓人。律师帮他申请保外就医，法院很快批准。他暂住南京卫戍医院，病情刚稳定，就憋不住想透口气，到玄武湖散散心。护士提醒他“还是安静休养为好”，他只回了句：“不走动走动，人要闷死。”
湖边凉风的确让他神清气爽，可城市里眼线遍布。中央社小记者刘玉成碰巧也在湖边采访市民恢复娱乐的场景，远远看见丁默邨，一下子联想起白公馆那位臭名昭著的“丁屠夫”。职业敏感驱使他悄悄尾随拍照，第二天写成《丁默邨逍遥玄武湖》刊发。文章传到重庆，几经辗转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蒋读完气得摔了茶杯，“既能逛湖，病从何来？”随即批示：“立即复押，严办。”就这样，丁默邨“诈病外出”的消息被大做文章，他之前积累的那点“情报功德”瞬间化为乌有。
事情很快发酵。当年11月，首都高院重启对丁默邨的审理。检察官列举了他主导设立76号特工总部、残害上海抗日人士、策划多起暗杀的材料，厚厚一沓。辩护律师仍想搬出“从中作梗、暗助我方”那套说辞，却已无济于事。审判长一句“功不抵罪”堵死了回旋余地。
走到这一步，其实还存在最后一线生机——延审。哪知戴笠在同年12月空难身亡，军统内部忙着自保，无暇再为丁默邨奔走。少了戴老板，蒋介石更无心理会昔日的潜在“功臣”。1947年2月8日，法院宣判：丁默邨通敌叛国，死刑，立即执行。消息传来，他呆坐良久，只说了四个字：“湖边风凉。”
判决生效后，丁默邨被押到苏州。临刑前，他向看守提出再抽一支烟。看守犹豫片刻，最终答应。丁默邨深吸两口，道一句：“若不去那湖边，今日还能留命。”守卫不置可否，只催促他快些。7月5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子弹划破空气，46岁的丁默邨倒在枕河古城的乱草中，结束了跌宕半生。
回头细数，他的轨迹多次转折。1921年，20岁的丁默邨在长沙接触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三年后，他又参加国民党，经历国共合作。1926年被陈立夫派往上海策反北洋军舰，他一句“关键在大势”让陈立夫记住这位后生。此后十余年，他在中统、军统摸爬滚打，原本前途坦荡。若非1937年戴笠那道“贪污”指控将其贬至昆明，他未必会被李士群用旧友情策反，更不至于面对日军伸出的橄榄枝。
1938年冬夜，他悄然重返上海，与土肥原贤二会晤，立下破获“上海特工计划”的投名状。次年春，76号特工总部挂牌，两个月内先后捣毁多条国共秘密联络线。那阵子，他自诩“上海地下之王”，开口闭口“钉子必须拔掉”。可风光背后，也潜伏危机。中统女情报员郑苹如三次行刺，两次险些成功。若当年那辆防弹车慢两秒启动，丁默邨便已命丧静安路，之后的玄武湖更无从谈起。
李士群的背叛是另一个伏笔。1941年起，日军对汪伪猜疑加剧，李士群为自保，直接将丁默邨边缘化。丁默邨不得不转任社会部、交通部长，表面官运亨通，实则已失去上海“地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选择向陈立夫示好，成为军统暗线，也算给自己留条后路。可惜天下终无两全法，玄武湖的一趟风凉散步，让所有筹谋瞬间崩盘。
有人说他死得冤，一纸报道换来一条性命；也有人说他罪有应得，毕竟血债累累。历史没有假设。玄武湖那天没多大风浪，却成为改变命运的漩涡。这或许就是特工世界的讽刺：擅长布局的人，往往败在最意想不到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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