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25日，北京的天空泛着薄雾，西长安街的行道树叶子沙沙作响。中央军委办公厅传来一份任免电报：陈先瑞，中将，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消息很快扩散开来，军中老友私下议论：“老陈南下，恐怕又是一场硬仗。”
陈先瑞当时61岁，先后走过鄂豫皖苏区冲锋陷阵、抗大苦学、辽沈会战浴火的漫长道路。十几年来，他在北京军区政工系统摸爬滚打，对首都部队成竹在胸，但四川、西藏、云南那一片山河，他只在地图上仔细描过几次。
10月1日晚，叶剑英在西山寓所约见陈先瑞，两人相对而坐。叶帅端着茶碗，语气平缓却字字在耳：“到成都后，先把耳朵竖起来，嘴巴关一关，情况不弄清，别急着亮观点。”陈先瑞仅答一句：“记住了。”这一“少说多听多问”的嘱托，被他牢牢写进随身笔记。
10月23日清晨，陈先瑞与秦基伟、刘兴元等人同机抵蓉。落地第一件事不是召开动员会，而是直接赶去军区机关值班室，翻阅近三年的备忘录和干部花名册。几位年轻参谋被这位新领导的“闷声”作风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随后两个月，他从成都市区到川北平原，再到川西高原，跑遍两个军部、六个师、七个军分区。每到一处，他只提三句：先听党委意见，再听老干部意见，最后看营房伙食。用他的话说，“兵站吃得好不好，往往能看出一个部队的士气。”
值得一提的是，他到西昌某师检查时，专门挤出半小时去了干休所。八十多岁的老红军李学先摇着蒲扇笑道：“陈政委，你是真想听逆耳话的吧？”陈先瑞答：“逆耳药才治病。”几句调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让底层官兵对这位新政委多了几分信任。
调研结束，他将厚厚一摞材料交给军区党委，只有简短批注：“抓团结，抓训练，抓基层。”叶帅当初的那句话，他依旧没有忘：少评判，多琢磨。
年底前，成都连下细雨。陈先瑞突然高烧不退，住进野战医院。老医生查阅病历后直摇头：“肝炎旧疾加潮湿气候，非得回北方。”军区打电报请示中央军委，1月3日，陈先瑞被送回北京总医院。病榻上，他仍关心成都军区冬训方案，连夜写信给张毅之司令：“训练科目别减，安全措施务必到位。”
康复期间，他请示叶帅能否将工作地调往沈阳或兰州，“干燥点，老病疼少些”。总政研究后给出预案：可考虑铁道兵司令部或兰州军区顾问职务。1979年1月，他正式赴兰州报到。
兰州冬日凛冽，陈先瑞却精神见长，与韩先楚司令员并肩忙备战。他常说一句顺口溜：“顾问不是摆设，参谋不是摆手。”每天钻进作训处，查看数据图表，批示“给基层多留柴油、多配防寒服”。这些琐事虽小，却让第一批开赴前线的官兵记了他一辈子。
两年后，军队推进干部年轻化，他主动向中央请退，留下一句玩笑：“年轻人上马，老骑兵就该牵马。”离休后，他回京探望战友，韩先楚提议重新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陈先瑞欣然领命，从搜集档案到审定章节，一干就是四年，最终将三十余万字资料整理成册。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较真，他摆摆手：“当年毛主席告诉我，学习与总结要结合实际。部队史就是实际。”简单一句，却是他几十年行事的底线。
1996年1月，陈先瑞病逝于北京，终年82岁。昔日成都军区老战士听闻噩耗，只说了一句话：“老陈当年不多说话，可句句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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