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6日清晨，安徽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走廊里传来细碎脚步声，李华龙一路小跑，他胸口仿佛压着一块沉石，窗外桂花香浓，他顾不上欣赏，只想快一点见到病房里的父亲。推门瞬间，九十四岁的李树清闭着眼，脸色苍白，呼吸很轻。儿子俯身低语：“爹，你认得我吗？”老人手指微动，眼角滚下一滴泪，这滴泪把时间拉回了八十多年前的滇东北。
1909年，李树清生于云南会泽马武村。家里种的那点薄地收成总被地主抽走大半，母亲时常靠野菜裹腹。少年李树清在打短工的空隙，爱往瓦店、茶摊听外地人说事。有人悄悄谈到“打倒军阀”“均贫富”，他听得热血上涌。那年头，敢吱声就可能被棒子伺候，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早晚要有个翻身法子！”
1935年4月30日，红九军团从宣威穿山越岭杀到会泽。城墙上的守城壮丁里就有李树清，他拎着老掉牙的汉阳造站岗，看见红军在城外张贴布告——“抗日救国”“打富济贫”。更让他心动的是，红军买东西给银元，不抢不夺。夜色下，他对同伴低声说了句：“穷人遇到亲人了。”5月2日晚，他借着换班，跑到城外主动投军。第二天，全城戒严解除，百姓自发抬着鸡蛋、苞谷慰劳红军，这一幕成了他一生难忘的开端。
入伍第三个月，他参加了沙坝战斗，第一次真刀真枪。敌火力猛，他端着机枪压制火力点，胳膊被弹片划开，鲜血直流也没退一步。半年后，他在行军路上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同家乡渐渐断了联系，因为一走就是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他苦过：雪山缺氧、草地断粮；也乐过：扎西会议后每得到一只土豆，全连都要分成十八块。最难的还是想家，夜幕四合，火堆旁有人念家书，他却没信能读，只能盯着跳跃的火星发呆。队友拍他肩膀：“树清，捱过这一段，穷人都有盼头。”他重重点头。
抗战爆发，他跟着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辗转大别山、淮南。一次袭击敌军据点，他带一排兵力强行穿插，把攻坚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解放战争后期，他已是县独立团副团长。前后十几年，他写过最多的三个字是“无家书”，生怕暴露信息累及亲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被调往安徽淮河流域参加水利修复。大堤一段段加固，他扛着工具包跟工人同吃同住。有人问：“首长咋还抢着干脏活？”他笑答：“红军出身，不动手还像话？”那几年，洪水、瘟疫、缺粮轮番上阵，他却只在1955年抽出半个月回了会泽。妻子一见他先愣住，突然扑上去：“我就知道，你还活着！”李树清硬气了一辈子，那一刻嚎啕大哭。可短暂团聚后，他又坐上绿皮车返回蚌埠。当时蚌埠柴油机厂刚起步，他受命任厂党委副书记，样机测试一拖再拖，他操着一口云南腔在车间里吼：“数据不过关，一律返工！”技术员苦笑：“离家千里，李老宁愿多熬几夜，也不肯放过一道螺丝。”
从1956到1981，他仅六次回乡。每次都像打仗，先带上工程图纸，再揣几本政策文件；到家后陪母亲采蘑菇、给邻居修农具。转身走时，他把缝补过多次的军大衣留给儿子，说：“省点花哨，踏实干事。”儿子背着那件大衣考进公安系统，扎下根。
1981年离休后，组织安排他入住干休所。可他不爱清闲，每天拄拐杖往厂里跑。有人劝：“离休啦，歇歇吧！”他回答得利落：“机器响，我心里踏实。”厂长怕出安全事故，只得给他配一张专用安全帽，上面用黑字写着“李树清”。
1991年国庆节后，他突发脑溢血。住院初期还清醒，嘱咐护士：“账目分清，我有保险，不给国家添乱。”病情恶化那天夜里，他昏迷前拉住警卫员：“别通知家乡，路远，耽误工作。”警卫员没答话，第二天清晨就给李华龙拨了电话，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父子俩的重逢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四小时。10月7日凌晨4点13分，李树清心跳停止，终年八十二岁（按周岁），距最后一次回家已三年。噩耗未散，云南老家发来电报：妻子张玉芬因心脏骤停，于同日午后去世。家里老人说：“两口子几十年聚少离多，这回总算一起走了。”
安葬事毕，厂里整理遗物，在他那只斑驳的军绿色手提箱里，除了泛黄的中国工农红军军装袖章，还有六张回乡车票存根和一封没寄出的家信。信纸上写着：“待淮河治稳，日夜兼程回家种地。”落款日期，1962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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