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正月的湘南夜色深沉，薄雾穿过黄茅岭的松林。山洞里，龚楚执笔疾书，一封信不到半页便草草收住，末尾特意添了“加强领导”四字。他把信交给交通员时，神情自以为周密，谁也看不出那抹得意。
两天后，信送到赣粤边的隐蔽指挥所。项英听完口信，眉开眼笑；陈毅却沉默良久，突然念出那四个字：“加强领导。”他用手指在桌面轻轻一敲，“他什么时候对我用过这么客气的话？”一句质疑让众人警觉，赴约计划被暂缓。正是这短短四字，将一场暗伏的罗网撕开了豁口。
龚楚原本是“朱毛龚”并列的青年将领。1925年，他率乐昌农军千余人北上讨蒋，枪法剽悍，谋断果决。井冈会师时，他带尖刀班蹚夜路探险埋伏，被朱德赞为“路标”。那一年，他二十四岁，锋芒逼人，连毛泽东都说“这小子脾气硬”。
战功越累，心气越高。红四军重整后，他出入前委会议时常捧着帽檐，自嘲“半张调令管千军”。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在瑞金一次干部会上点名批评他骄矜，令其去红大进修一年，旁人以为此举能磨掉傲气，未料却埋下变节导火索。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游击区频频缩小。龚楚跟着项英、陈毅打游击，粮弹渐缺，他口头常挂一句：“山高路远，革命看不到头。”动摇在风雨声里滋长。1935年初，黄茅岭突围受挫，他夜半借病离队，翻山回到乐昌。几周后，广州《中正日报》刊出消息：龚楚任“剿共游击司令”，随文还有他佩剑检阅的照片。
为了在国民党立脚，他决定献上一份“大礼”——活捉陈毅与项英。于是才有那封设局邀请信，也有那场精心编排的假战斗。陈毅识破后，把队伍分散隐匿，龚楚扑空便恼羞成怒，围捕游击队干部，天井洞内五十余人命丧枪口。随后，蔡会文被俘遇难，湘南根据地几近瓦解，这一切都记在龚楚的叛籍里。
1949年秋，解放军逼近珠江，国民党在华南已是散沙。龚楚率残部退入乐昌瑶山，接到劝降信才意识到旧主难保。一个月后，他向昔日部下林彪的部队递交投诚书。自知罪重大，他提出面见林彪，却只被安排与一名副师长谈话，“落差”二字狠狠击在心口。
同年冬，中央筹划解放海南。叶剑英想利用他与薛岳的同乡关系，让他赴香港中转去做策反。船已靠岸，他却突然停步，改名“龚松庵”，在九龙租下小楼办起贸易公司。第二次变节由此坐实。
香港的四十年，他远离政治，倒也生意兴隆。可年岁渐高，乡音愈近。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不再追诉若干旧案的通知，他反复读了数遍，终于动身。1990年9月，龚楚乘夜车抵韶关，地方公安照批示仅作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既无欢呼，也无围观，只是例行登记。
他带来三封信。写给邓小平的那封措辞最谨慎，先问健康，再谈乡情。信寄出不到十日，电话骤响。龚楚颤声“喂”了一下，对面传来一句：“老龚，回来了就安心住下吧。”短短十来秒，没有指责。挂机后，他久久抚着话筒，似在回忆二十年代百色起义时的军营夜话。
此后，他未再涉政治，却帮乐昌引来数亿元投资，修路筑厂。邻里偶见他拄杖路过，只道是位衣着素净的商人，不知这老人一生转折多舛。1993年夏，他病逝香港，骨灰按遗愿葬于家乡长来村后山，道旁无碑。雨过林静，只有风声穿树叶，如同当年井冈山的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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