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武汉东湖的水气还未退尽，李达拄着手杖步入宾馆会客室时，毛泽东正在窗前翻阅文件。两人本想叙旧，可一句“润之，我要单刀直入”让气氛瞬间紧绷。李达开门见山地质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底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这一问，把主席从构想宏图的兴奋里硬生生拉了出来。
毛泽东试图以“主观能动性”作解释，并举例说明极端情况下人的潜力，但李达毫不退让：“特殊条件可以成就英雄，却成不了普遍规律。若全国都跟着标语跑，粮食账怎么算？”场面一度火药味十足，陪同的梅白只得打圆场，仍挡不住双方声音的节节升高。最终李达被送出宾馆，毛泽东却举步未动，面对桌上的宣传稿沉吟良久，自言自语：“他的话逆耳，可我得听。”
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唇枪舌剑。时间向前拨回到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一大会场外，毛泽东同样被李达的直率打了个措手不及。那天散会后，毛泽东邀他共进晚茶，刚落座李达便说：“《共产党》月刊的发行还不够，要让工人夜校也读得到。”毛泽东眼睛一亮，立即拍板：“就这么办！”两位湖南人自此惺惺相惜，私下互称润之、鹤鸣兄，从不以职务相待。
战火岁月里，两人聚少离多却笔墨不断。一九三五年北平初冬，李达寄出《经济学大纲》，毛泽东批注十余页，赞他“黑旋风劈开迷雾”。再到1949年5月，李达辗转长沙、香港抵北平，下车那刻便被专车接往北京饭店，毛泽东在香山等候通宵长谈。谈及重新入党，主席一句“候补期免了”让李达湿了眼眶，他半开玩笑说：“老寡妇终于有家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坚持回湖南坐镇大学讲坛。1956年院系调整，他奔走于校园与长沙街头搜罗书籍，自嘲“守着一堆纸张啃饭”。毛泽东数次写信催他进京治病，他总回一句：“身体尚可，再教几年学生。”主席只好叮嘱省委：“莫逼他，给他安静。”
然而“大胆”口号事件激得他重返武汉，只因心里明白：理论错误会让千万农民付代价。那天争执过后，毛泽东彻夜无眠，让工作人员把所有高产报道集中送来，逐条核实。数日后，他当众承认：“我和鹤鸣兄争论，我错了。”随后湖北省委撤下标语，并向基层重申实事求是。
李达得知后淡淡一句：“润之耳顺了，我也放心了。”1960年春，他带着胃病返回长沙。讲课之余，整理《社会学大纲》修订稿，批注里仍用红笔圈出“发展马克思主义”七个字。有人探望时，他放下书笑道：“纸上功夫救不了饥荒，但可以防止下一次饥荒。”
多年友情，在一次又一次辩难中愈加坚固。李达质直如初，毛泽东亦珍惜那份逆耳忠言。1970年，李达病榻上收到主席转来的问候条幅，寥寥数字：“鹤鸣兄保重，国事未竟。”李达抬手示意学生扶他坐起，凝视良久，轻声说：“朋友能到这个份上，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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