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11日黎明前，北京下着微雨，顾年堂的灯却早已通宵未灭。李前宽把折叠椅搬到门口，眯眼盯着将搭起的布景——那是毛主席与毛岸英夜谈的场面。八个月后，所有镜头将剪进一部名为《开国大典》的影片，但眼下，他只担心一件事：能不能在国庆四十周年之前杀青。
雨势渐歇，剧组开机。毛岸英一身军装，站在“父亲”身后；摄像机缓慢拉近，现场静得掉针可闻。李前宽挥手示意“停”，他突然想到：影片里蒋介石的戏份还欠两场，可对那个人物的处理，到底要不要与以往的“面谱化”决裂？顾不得继续拍，他抓起剧本，往屋角的电话走去。
电话那头是副导演肖桂云，也是他妻子。她的态度鲜明：“不写实，这片子就失了魂。”两人争了十几分钟，最后的决断是——让蒋介石“像个人”，情绪、习惯、眼神都得有根。于是孙飞虎被再次请进组，李前宽要求他重新琢磨动作细节，哪怕只是掸灰、摸帽檐，都要符合1949年那个败局已定的领袖心理。
转折出现在1989年6月，样片内部放映时，几位老同志提出疑问：蒋介石怎么不再咬牙切齿？怎么还有面露愁色的镜头？有人提醒，过不了审，电影上不了院线。李前宽愣在那里，突然觉得片场里那盏顶灯刺眼得很。
七月盛夏，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像个蒸笼。他和肖桂云吃不下、睡不好，只能在拷贝间反复看素材。胶片刷刷作响，空气里满是熏人的醋酸味。最难捱的时候，他们甚至想过删掉争议镜头，用惯常的“脸谱”替代。但一想到在外景地调动十五万群众演员时，那山呼海啸般的投入，心里又舍不得。
8月初，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注意到这部影片，给出了一个建议：“直接向江总书记说明情况。”机会来了，8月8日下午，《开国大典》被安排在中南海放映。李前宽提前一天写好了十五分钟的发言稿，却又在凌晨三点全部撕掉，改口语化讲述——真情比辞藻管用。
放映当天，放映室里的气氛既轻松又紧绷。灯暗下来前，江泽民已经翻完演员表。他俯身问：“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李前宽压低声音：“孙飞虎。”江泽民轻轻点头：“还真有几分神似。”这短短一句，像落下一颗石子，搅动了他心里半池苦水。
银幕亮起。蒋介石踱步阳明山别墅，窗外炮声滚滚，他却只能按着太阳穴，仿佛头痛欲裂。孙飞虎的表演不徐不疾，眉梢微颤，惶恐与倔强交织。江泽民突然侧过身，小声嘀咕：“这个气质拿住了。”李前宽心里“咯噔”一下，攥紧了手指。
片中出现一段泛黄黑白镜头，江泽民问：“资料片？”李前宽答：“自拍，用特技做旧。”江泽民微笑，算是肯定。当天海拔般的压力，被这样一次次提问与回答消化掉。影片末尾，毛主席高举帽子大喊“人民万岁”，江泽民抬手，轻拍李前宽手背。那一刻，李前宽知道，影片有救了。
灯亮。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几位老将军先开口，对战役调度、兵力规模提出补充，却无人质疑蒋介石的情绪层次。江泽民最后开腔：“这部片子告诉大家，新中国是几代人用命换来的。”一个“好”字没说，却抬手做了下压动作，等同盖章。
之后审批流程异常顺畅。《开国大典》十月正式上映，票房与口碑双收。金鸡奖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史诗”。更有意思的是，不少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冒着秋风排队讨论“蒋介石打麻将”那场戏，细节之生动，让人忘记那不过是演员和布景。
今天回望创作过程，能发现几个关键节点：一是一开始就决定扎根真实，二是坚持演员必须把角色演“活”，三是关键时刻得有人拍板支持，而那一声“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恰恰是支点。倘若没有八月那场特殊放映，后面一切都难说。
电影收尾，众人熙熙攘攘退出放映室。有人追问江泽民对技术细节的看法，他笑着摆手：“我还得向李导演再学几招。”一句玩笑，却让李前宽彻底松了口气。夜里回到北电厂宿舍，他提笔在日记里写下五个字——“片子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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