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的午后，宜昌城外骄阳炙烤，葛洲坝工地上一片轰鸣。身穿便装的王任重站在尚未合龙的围堰旁，额头渗汗，却舍不得撑伞。他掏出本子，草草写下几句诗，又抬头望向上游的三峡口，那样专注，仿佛能透过湍急江面看到未来的巨坝轮廓。

回忆像水汽一样蒸腾起来：1954年，武汉关水位蹿到29.73米的惊人刻度。那年夏天，他身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挽起裤腿守在江堤，一天只合眼两三个小时。堤岸上的泥沙袋子堆得比人还高，却始终挡不住内心的忐忑。暴雨连下三月，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江水无情”四个字的分量。

灾后统计摆在桌上——3.3万人遇难，四千多万亩良田被毁——数字冰冷又扎眼。王任重把报告合上，心里只剩一个念头：给这条江装上“闸门”，否则湖北、湖南、江西的父老永无宁日。那一年，他开始反复琢磨三峡方案，翻阅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旧版油印本，圈出“闸堰其水”几个大字，像给自己立了座灯塔。

1958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亲赴三斗坪勘察，王任重作陪。十天行程风餐露宿，船停哪儿，会议就在哪儿开。周总理低声对他说：“要经得住后人挑剔。”“一定。”王任重回答得干脆，后来每想起这两个字，他就像听见鼓点，迈不开腿也得往前走。

有意思的是，专家队伍里始终存在激烈分歧。有人担心泥沙淤积，有人质疑移民成本，还有人提出生态风险。王任重并不回避，他甚至感谢反对声：“尖锐的意见能逼着我们把方案改得更扎实。”这句话，他在无数次论证会上都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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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八十年代，经济建设全面提速，三峡问题却被一次又一次“暂缓”。1985年167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再等等”，工程再度停摆。王任重急得睡不着，深夜在灯下画示意图，推算洪峰流量，纸张摞起来有尺把厚。他向中央打报告：三峡若再迟疑，哪天重现1954年局面，损失不堪设想。

1988年，三峡重新论证进入关键阶段。他整理出与周总理同船考察的日记，公开刊发。不少干部读完后感叹：“这不是回忆录，是催征鼓。”同年底，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他被请进核心小组，每场会议都提前半小时到场调资料。

1991年春节，广州。王震拉着王任重的手说：“大坝非上不可，你可要多费心。”王任重笑着答：“把责任都往我身上压，行！”屋里气氛活跃，一位年轻专家小声嘀咕：“真要投几百亿？”王任重听见，回头淡淡一句：“账算清楚了就开干，别让洪水替咱做决策。”短短十几个字，现场再无人接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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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两会召开前夕，王任重却因急性心梗住进医院。他刚醒来就拉住秘书问：“常委讨论怎样？反对意见都摆上桌了吗？”秘书点头，他长舒一口气：“只要能过，我死后也放心了。”病房窗外，早春细雨如丝，长江水位此刻平稳，可谁都知道汛期很快又到。

3月16日凌晨6点，心跳骤停。医生抢救无效，功亏一篑。病历被合上那刻，值班护士听见他最后的嘱托：“骨灰，撒江里，别留骨灰盒。”寥寥数语，像他从不拖泥带水的作风。

4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表决：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三峡工程正式获准。有人轻声说：“王老看见了。”没人回应，却有代表悄悄红了眼眶。

两年后，1994年12月14日清晨，动工号令传至三斗坪。汽笛长鸣，钻机破土，江面晨雾被震碎，工人们抬头望见山体上用白灰刷出的四个大字——“周总理题”。人群最前排，花圈簇拥着一张黑白照片，镜头里的王任重还是那身旧军装，目光炯炯。

2009年，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2260万千瓦。官方统计显示，三峡大坝年均发电量超过900亿度，相当于节约原煤数千万吨，防洪指标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数据发布当天，宜昌港彩灯通宵亮着，船工们端着茶碗聊天：“这回真不怕涨水了。”

1992年深秋，王任重的家属把他的骨灰撒向滚滚江流。江面上漂满菊花，浪头推着灰白色粉末向上游飘，很久才散开。陪同人员沉默良久，有人轻轻说：“他总算回家了。”话音落下，江水依旧东逝，只是再难掀起昔日那样的惊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