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北京城的北风裹着雪粒穿过中南海的树梢，勤政殿的灯亮到很晚。那天，毛主席在批示一封特殊来信——李济深提出“应当尽快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这封信像一粒石子落进水面，激起持续两年的涟漪，并最终把问题推向了干部行政待遇的统筹厘定。两年后，周总理把“该给江青定级”的请求摆到主席面前，故事的线索由此清晰起来。
共和国早期的供给制，简单粗粝。一张粮票、一条被褥、一盏煤油灯，几乎涵盖了多数机关干部的全部生活保障。战争年代，供给制无可厚非；和平建设时期，它却与逐渐恢复的市场经济相撞。李济深的信在高层引发讨论，与会者七嘴八舌：有人担心一旦发工资，会不会滋长攀比；有人则认为保持供给制只会挫伤积极性。权衡再三，中央决定逐步改制——先从机关干部起步，再推向部队，最后覆盖地方。
1955年10月，国务院秘书厅着手拟定新的薪给条例，把干部划分为十四级。但是，一件意料之外的小事让条文显得捉襟见肘——不少长期在中央工作的“秘书”，职务名称朴素，实际贡献却卓著，他们该列在哪一级？周总理把目光投向了主席身边的几位核心助手：叶子龙、田家英，还有久未在案卷中出现的江青。
严格说来，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工细密：叶子龙管机要收发，俗称“活密码本”；田家英负责文件起草与资料搜罗，被同事戏称“小百科”；还有陈伯达、胡乔木等人各有专长。江青在抗战时期也做过秘书型工作，1949年后则更多地参与文艺、宣传事务。身份模糊，是她始终没有明确行政待遇的原因。
到了1956年初，薪给制的文件即将下发，各单位名册上必须把“级别”与“工资”精准对应。周总理心细如发，列名单时突然发现江青空缺，于是起身去见毛主席。两人交谈没有第三人在场，但根据几位守门卫士转述，对话大致如下：
“主席，叶子龙、田家英的级别咱们定了吗？”
“副部。”
“江青呢，也得有个说法。”
“她现在不干秘书了。”
“可她早年当过机要，还牵扯到组织关系，最好一并标明。”
短短几句，占全文不过一瞬，却把问题抛得明明白白。毛主席沉默，吸了一口旱烟。对他而言，江青的身份远非“秘书”三字能概括：既是同志，也是家属；既有工作履历，也有特殊关系。一旦在待遇上用文件确定，象征意义远超月薪数字。
有意思的是，主席此前已经对叶子龙、田家英“副部级”心中有数。叶子龙参军时才十三四岁，从江西一路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写过十几万字的密码电文，几乎把青春都留在了密室的油灯下；田家英则在延安时期就被主席看中，后来编《毛选》、参与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文才与忠诚早被认可。给他们“副部”不算溢美。
然而江青不在系统编制里多年，摆在面前的难题是：如果不列入，影响不好；列进去，又该放在哪一档？周总理在汇报中顺手翻出江青的党龄——1933年春入党，比叶、田都早。除此还有对文艺工作的贡献，众所周知。规矩摆在那里：资历、贡献、岗位三者综合，原则上不会落到副部以下。周总理当场提出：“从严不妨副部，从宽也无非副司局。既然两条标准都够，还是副部合适。”
不得不说，周总理的考量颇具操作性：第一，避免把私人关系卷入行政决策；第二，也给组织部门留足回旋。毛主席思忖良久：“那就照你的意见办。”态度算不上热情，却也没有反对。
事情看似就此解决，但组织程序并非一句话：中央办公厅要出正式呈阅报告，组织部、财政部接力，最后由国务院转发各部。文电来来回回，前后折腾近两个月。5月下旬，三份任免通知同时下发：叶子龙、田家英、江青，行政级别均为副部级，薪给标准每月三百零一元，享受相应医疗与交通待遇。中南海传达室贴了红头文件，来往办事员抬头一看，随即低头忙自己的差事，没有半句闲话。
外界听闻此事，多数人关注的是“江青”三个字。其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待遇”本身才更符合当时的现实。那一年，全国共有四万多名干部从供给制转换为薪给制，中央层面仅仅是缩影。老兵离开前线，手里多了工资条；新兵进机关，不再领部队口粮。薪给制改革像闷雷滚过，震荡却必不可少。干部队伍稳定，人心团结，让各项建设计划有了可靠执行者——这才是政治局作出改制决定的真正考量。
回到文章开头那封李济深的信，不妨说它触发了多米诺骨牌。若没有这封信，或许薪给制还要再迟一年，周总理也就不会在1956年紧迫地催毛主席“给江青评级”。历史常常由链条上的小环扣带动，一旦拉动就无法停下。评分表上的“副部级”看似轻描淡写，却展示了共和国治理细节的另一面：制度并非抽象口号，而是体现在一张报表、一封红头文件，乃至一个临时讨论的批示里。
把视线转向这三个人：叶子龙后来调任总参谋部机要局副局长，继续守着密电；田家英在中央办公厅分管调查研究，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十几个省份；江青则全身心投入文化战线，主持编导京剧现代戏。行政待遇的确定，为他们的分工划下了清晰坐标，也让组织系统更高效。试想一下，如果干部身份长期模糊，既无法考核，又无法晋升，谁还愿意拼命干活？
1956年秋，中央办公厅对薪给制做出第一轮评估：机关运转成本上涨三个百分点，但干部工作积极性显著提升。周总理在小结会上说了一句：“钱花得值。”简单五个字，成了会议纪要的压轴。后来有人回忆，那天他脸上带着难得的轻松神色，似乎已把连日批文的倦意抛在脑后。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待遇级别从不轻易发话，此次点头不仅是对周总理的信任，也是对制度化路径的再确认。领袖个人决定被“程序”吸收，再通过文件固化，这正是党内治理从“战时状态”过渡到“常态管理”的标志。江青副部级的尘埃落定，象征着一个阶段的结束，也宣告更完善的干部人事制度即将在全国铺开。
档案里，1956年5月那份任免通知如今已泛黄，但三枚“机要”、“秘书”、“宣传”公章依旧清晰。章与章之间，记录了共和国早年的制度探索；通知背后，则是无数平凡日夜堆叠出的国家治理经验。没有隆重仪式，没有喧嚣言辞，却一步一个脚印，落在纸上，落在薪给薄里，最终也落进后来者的历史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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