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5日清晨，西郊机场升起一缕薄雾。周恩来说要去接一位“熟人”，张治中答应同行却没弄明白是谁。等机舱门打开，他看到久别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时，一时说不出话，只回头望向周恩来。周恩来轻轻一句：“文白兄，人来了，你也就留下吧。”那一刻，张治中明白了这位老朋友的良苦用心。机场的短暂重逢，悄悄改变了他的去留，更让两人数十年的交情迈入全新的阶段。
张治中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黄埔军校。那时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分管教学，两人都精力旺盛、谈吐不凡，很快就“聊开了”。张治中动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周恩来谨慎答复：“你位置特殊，易被盯梢，缓一缓更合适。”外人看来这是推辞，实际上却是保护。此后二人虽各在其位，却始终保持私下联系。南京政府内部一度怀疑张治中“红透”，蒋介石甚至当面发问，王懋功忙替他解围。张治中虽然心有芥蒂，却更深感周恩来对自己的顾全。
抗日战争期间，张治中主张“联共抗敌”。1945年国共和谈，蒋介石点名让他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张治中爽快答应，并把重庆桂园让给毛泽东居住。警卫方案讨论时，他提出派自己的手枪排，周恩来摇头：“发生意外，责任全在你。得用警备司令部的兵，你的人再化便衣。”两人一句一语，既是工作也是交情，细节之中尽显默契。
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余日，最紧张的夜晚，周恩来和张治中在桂园窗前并肩而立。张治中低声说：“如果真成了和平，你我都心安。”周恩来只回了两个字：“值得。”这句简短回应，后来被张治中反复提起。
三大战役结束，南京政权摇摇欲坠。1949年1月，国民党再次宣布“求和”，张治中领队北上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蒋介石不接受八项条件，北平谈判陷入僵局。南京派机来接代表团，张治中坚持回去复命。周恩来一句“不能再对不起第二个姓张的朋友”道出苦口婆心，随后以“跑道检修”为由让飞机返航，接着把张治中的家属秘密接到北平。家人团聚后，张治中终于停下了返程的念头。
北平城内，他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曾派孩子向傅作义借得五百银元。周恩来得讯，即刻批拨六千元，还写信致歉。张治中捧信默默落泪，朋友的体贴再次化解了尴尬困境。此后，新中国成立，周恩来政务繁忙，却隔三差五到张府串门。有人见两人聊天的场面：张治中脱鞋倚沙发，周恩来敞怀来回踱步，茶香四溢，偶尔抬手一句“文白兄，这事儿你怎么看？”气氛像自家客厅，没有半点官样文章。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还真下厨给张治中送过饭。那天他提着多层饭盒敲门：“今天你尝尝我的手艺，豆腐和鱼，保证地道。”张治中大笑：“总理也能当大厨？”两人边吃边聊，从家常说到安徽黄梅戏，再说到边境形势。外人难以想象，政务院里威严的总理，能在朋友家里说笑自如。
1966年9月，张治中因病住进三〇一医院。周恩来经常借罗青长捎口信：“请文白兄安心调养。”偶尔还能收到周恩来的短笺——寥寥数语，全是叮嘱。1969年2月1日，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上，两位杖朝之年的朋友握手良久，周恩来轻声嘱托：“多保重。”谁也没料到这是最后一次相见。
4月初，张治中病危。毛泽东特派人送去东北人参，但病机已深。4月6日下午，他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九岁。噩耗传来，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算办理告别仪式，统战部一度建议“从简”，仅慰问家属即可。高富有觉得不妥，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场拍板：第一，仪式照办，我参加；第二，所有老朋友必须通知。两句话，解决了“难题”。
4月9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简朴却庄重。周恩来到场后环顾四周，发现人不够齐，眉头紧锁：“陶峙岳、董其武为何没来？立即通知！”工作人员转身便去联络，最终礼堂内站满张治生前的战友、故交、旧部，告别仪式得以体面完成。
灵堂外，周恩来单独见了张治中的妻子洪希厚和子女，叮嘱道：“生活困难就找丁江同志。”这句话后来真的解决了张家不少后顾之忧。1975年冬，周恩来住进医院，身体极度虚弱，还惦记张家境况，特批个人积蓄给对方。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回忆：“那笔钱让全家度过最拮据的几年。”
从1924到1969，两位年纪相仿的将领、总理，在动荡年代里时而同桌，时而对垒，却始终相互信任。张治中被称作“和平将军”，这绰号背后，离不开周恩来一次次为他铺桥搭路；而周恩来也在张治中身上感受到国民党内部仍有人坚持民族大义的可贵。两人交往近半个世纪，留下的不是单纯的私人友谊，更是一段跨越党派、始终如一的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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